巴西人需要一种让他们从现实中逃避出来的仙丹，马克思曾经将这种东西描述成“芸芸大众的鸦片”。马克思说的是宗教，而在巴西，足球就是宗教。他们需要上帝，需要可以令他们骄傲的东西，半个世纪前，瓦瓦、加林查和迪迪给了他们这一切。

　　足球是巴西人的生命和灵魂，足球不仅仅是体育运动，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走在里约热内卢的海滩上，你常常能看到一群人在沙滩上着迷地踢球，可是只要你注意看就会发现，他们的乐趣并不在进球，而是与朋友们一起传球、盘带，享受快乐。这就是足球的真正意义，它传递的是艺术，无论是职业球员还是业余球员，他们在踢球时，你都会觉得他们实际上是在舞蹈，在享受生命，歌颂生命。

　　很多巴西人现在的生活环境仍然极其恶劣，可他们始终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巴西是被上帝挑选出来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明天将是富足安康的。他们相信上帝就是巴西人，他们始终以最乐观的态度看待将来，试图忘记过去和现在的困苦。然而，乐观并不足以拯救一切，于是他们需要一种让他们从现实中逃避出来的仙丹，马克思曾经将这种东西描述成“芸芸大众的鸦片”。马克思说的是宗教，而在巴西，足球就是宗教。他们需要上帝，需要可以令他们骄傲的东西，半个世纪前，瓦瓦、加林查和迪迪给了他们这一切。

　　诗人卡洛斯·德朗蒙德·德·安德拉德曾经这样评论：“如果真有一个掌管足球的上帝，那加林查就是上帝的一个委托人，他足以嘲弄球场上的每件事物，每个人。可是，这又是个残酷的上帝，一个加林查离开后，人们却找不到另外一个加林查，一个可以令人们梦想成真的圣子。”

　　在过去几十年里，巴西人一直相信，足球赛就是神圣的仪式。球员们习惯去教堂，祈求圣徒帮助他们成功，很多人会去拜访宗教领袖，请他们指引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他们的伤病不治而愈，或者令他们在比赛时可以拥有更多的活力。球员进球后会习惯画一个十字，以此来感谢上帝和圣徒的保佑。足球与宗教之所以发生如此密切的联系，原因可以追溯到上世纪足球刚刚在这个国家普及时。

　　足球是由一个叫查尔斯·穆勒的英国人在19世纪末传到巴西的。巴西社会发生剧变之时，也正好是足球在这里兴盛之日。奴隶刚刚挣脱了镣铐，咖啡种植园开始创造巨大的财富，在这个时候，巴西人开始关心他们的种族问题。在这里足球原本是精英阶层的游戏，贵族们组织了第一批足球俱乐部。可很快，足球就走向了大众，足球的大众化和观众人数的迅速增长开始为俱乐部创造更多资金，这反过来使得他们可以给球员付出更高的工资。黑人运动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开始显著提高。可是刚开始时，由于大部分的黑人运动员都是文盲，在与俱乐部签合同时，他们往往都会被骗得很惨。无论如何，黑人和混血运动员的成功也引发了这部分群体的种族和政治觉醒，种族壁垒这道看不见的障碍渐渐被冲破了。30年代的“黑珍珠”莱昂达斯·达·席尔瓦甚至会被白人精英阶层赞扬和崇拜。巴西的经济和政治精英曾一度认为，巴西人的高贵血统被一些低等人种，比如黑人和亚洲人给玷污了，而足球最终让人们抛弃了偏见。

　　这一群球员还给巴西足球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那就是这里与众不同的踢球的美妙风格。正如社会学家吉尔伯特·费雷尔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经历了长时间的混血后，融合了各个民族的特色，欧洲和北美的技术对我们来说太过有棱有角，于是我们在这其中又糅进了舞蹈的因素。”在他看来，巴西足球包含了舞蹈的独特韵味和魅力。

　　如果你要问我，中国足球队有朝一日是不是也能像巴西一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踢球风格，他们是不是也能达到跟巴西足球类似的地位，我的回答是“很可能不会”。原因并不在中国球员有限的体力，而是他们对待足球的心态。中国人在观看一场球赛或是进行比赛时，他们往往会采取简单的两分法，非输即赢。如果中国队有一天想当冠军，他们必须采取跟当年巴西队类似的态度：他们必须要令观众快乐，所有在球场里看这场球的球迷，他们都应该能从球员的动作中得到愉悦。

　　1958年世界杯决赛上，尽管瑞典队最后输给了巴西，可几乎所有的瑞典观众都在狂热地为巴西队鼓掌欢呼，原因就是巴西足球的美感。只有中国人真正理解了这项运动的精髓，他们才有能力令足球有进步。你只要看看巴西队的演变就能理解我说的这一切：这些年，商业化导致了天才的褪色和艺术足球的崩溃，这使得巴西队陷入了如今的境地。

　　也许球场内的暴力在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球员渐渐失去了对艺术的追求。金钱已经极度扭曲了足球，球员们在场上有时甚至不愿全心全意为足球而拼搏，他们担心受伤，因为受伤将令他们的收入大打折扣。济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的时代，我们是因为热爱这项运动而踢球，而收入是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今天却完全颠倒过来：球员是为了金钱而踢球，因为他们成了百万富翁，他们的银行账目成几何级增长，所以他们热爱足球。这就是昔日球星瓦瓦、加林查、迪迪和贝利和目前的那些球星，比如罗马里奥、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的区别。（记者伊利克）

    (南方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