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桩鲜为人知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前石油部长唐克说服了日本几家大公司在北京兴建一所中日围棋友好会馆。日本人做事挺认真，将这所中日围棋友好会馆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漂亮、最高档的围棋会馆，里面的日式特别对局室大概也只有日本棋院最富盛名的幽玄特别对局室才能与之一比，为了保证真正的日本特色，会馆所需的每一颗螺丝都从日本运来，但在从日本运来棋盘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日本人下棋，对棋具要求甚高，几千万日元一副、厚达30CM的正宗榧木棋盘大有市场。为了建这座中日友好围棋会馆，日本人决定从其国内运来两副高档棋盘。待一切装载完毕，准备一俟海关检查完毕后，即起航运往中国，但就连日本人也都没想到，两副棋盘中的一副被海关强行扣下了，不准其出国。理由是：这样的棋盘太珍贵了，其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文物，本来两副棋盘都要扣下的，但考虑到其特殊用途，所以放行一副。
直到今天，这副有着特殊经历的棋盘还放在中日友好围棋会馆，日本棋院如有特别重大的比赛在北京举行，有时他们就会借用那副棋盘一用。
这仅仅是日本围棋传奇故事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而已，说起渊源极深的日本围棋，其独有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
血腥争棋
日本民族在吸取发扬的文化中，最引为自得的是围棋。著名的日本围棋著作《坐隐谈丛》（1910年）中说：“从中国输入的文物中，影响至深者首推围棋。三百年前日本便远远凌驾于中国之上。”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其作品《名人》中说：
提起传统，围棋也是从中国传来的。不过真正的围棋是在日本形成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三百年前，中国的棋艺与日本无法比拟。围棋的高深是由日本人摸索出来的。这与昔日由中国传来的许多文物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不同，围棋只有在日本才完全发展起来……据说，在中国，人们把围棋看成是仙心的游戏，充满了天地之元气，三百六十一路包含着天地自然和人生哲理。然而，开拓这种智慧之奥秘的，正是日本。日本的精神，超过了模仿。
究竟是不是三百余年前日本围棋就已凌驾于中国至上暂且不去争论，但后来将围棋艺术推至高峰的却是日本，这一点已不用任何怀疑。败绩于他人，或许是发明了围棋的中华民族的悲哀，但找到了第二故乡并因此而繁荣发达，却实在是围棋之大幸。可以这么说，围棋不传到日本，就不会有它今天的模样，日本民族以其执著的追求和独特的气质赋予了围棋新的生命。这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原为“文道”的围棋在执著、认真、尚武、好斗的日本人那里竟也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将其喻为“武道”亦不为过。
1626年，日本幕府创立了“御城棋”制度，当时围棋界的四大门派本因坊、井上、安井、林每年在将军府围绕名人头衔和“棋所”（棋界最高领导）地位进行殊死搏杀。这其中的血泪故事实在丰富，仅举最为有名的几例。
日本正保年间，第2世本因坊算悦与安井算知为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而进行争棋，双方都舍出性命来作赌注，费时9年时间，却只下6盘棋，最后不分高下，毫无结果；随后，第3世本因坊道悦为报师仇，向当时已当上“名人”的安井算知挑战，发誓要与他擂争六十番棋！“倘若败下，流放远岛”——道悦就是在幕府这样的威胁之下冒死格斗了12盘，终于遥遥领先、占据了上风；更有悲壮之例：元文年间，第7世本因坊秀伯与井上因硕争棋，弈至第8局结束时，秀伯口吐鲜血，英勇地倒下，争棋只得中止；天保年间（1831年），井上家第11位掌门幻庵因硕不服12世本因坊丈和的名人头衔，派其弟子赤星因彻前去挑战，博弈的拼死关头，“钢腕”丈和走出了被称为日本棋史上的“三大妙手”，赤星因彻见败局已定，悲哀绝望地看着老师一眼，心头一热，一口鲜血直喷到棋盘上，可惜一代超逸之才死不瞑目，生命的火花刚刚闪烁了26个春秋就磕然熄灭了！这之后，幻庵因硕卷土重来，亲自上阵，与第14世本因坊秀和展开二十番棋之争，第1局即费时9天，期间因硕两度吐血，冒死搏杀。如此壮烈绝顶的擂争对局，其例不胜枚举。
时光运转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棋界为了打败独行天下的吴清源，先后举办了十次升降“十番棋”，吴清源是其中永远的主角。这种升降制番棋残酷之极，一旦一方所输局数净超过对方四局（如0比4，1比5，2比6）就要改变交手棋份，降格对局，这对于那些名扬天下的棋士来说，无异于身败名裂，甚至葬送职业棋士生涯。特别是对于只身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吴清源来说，输掉一次十番棋，后果实在不可想象。但无比神奇的是，吴清源在这十次“十番棋”几乎将所有对手都打至降格，无以争辩地成为了棋界王者。以至到了最后，日本读卖新闻社都找不到高手来与吴清源进行十番棋搏杀。
即便如此，作为胜利者的吴清源对那种“十番棋”依然心有余悸。他在自传《天外有天》中这样写道：“对我来讲，所经历过的‘擂争十盘棋’本质上与昔日的争棋毫无区别，同样是以棋士生命来孤注一掷、冒身败名裂之危险的争棋。尤其是战后，我作为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独霸擂台，打了10多年的‘十番棋’。我的处境若称为悬崖上的决斗可谓名副其实。这并非有任何言过之处，因为那时我早已失去了日本棋院的支持，只得独闯天下，因此，一旦被别人击败，吴清源的身价将一落千丈，他的棋迷们也会大夫所望。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我的棋士生命将就此结束。
“特别应当说明，擂争十盘棋这种白刃格斗决胜负的形式，若不是身临其境地去尝试着下一下，断然体会不出那种恐怖的滋味。看起来，因那种血刃决斗式的对局已然灭绝而值得当今的棋士们庆幸。现在的各种头衔战，即使是败北一两次也无妨，既无损于名誉，又不会引起交手棋份的改变，而且还存在许多次挑战的机会。另外，头衔非常之多，对谁是第一人，无人公正地来排座次。而对于棋士来讲，当今的棋战是只加不减、只升不降的各种头衔制的比赛而已。”
吴清源时代之后，“争棋”在日本才告结束，各种头衔战此起彼伏，职业棋士们都应接不暇，哪还会花上一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就为了和一个对手下“争棋”。更重要的，任何一个头衔战都可以说自己是第一棋战，并没有甚为权威的定论来界定获得哪一个头衔即是“第一人”。如此一来，“争棋”的土壤也不大存在了，但作为日本围棋中最具特点、最有魅力的一段历史，“争棋”尽管血腥，但在棋史上却闪耀着无比凄美的光芒。
两日制
日本围棋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哪种比赛在什么地方举行，什么头衔的棋手才有资格使用特别对局室，获得了什么头衔后必须改名，什么比赛中棋手要穿上和服……诸如此类甚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介绍，这些繁琐而别致的礼仪规定一方面透射出了日本人在对待自身传统的执著，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围棋充满了一种“道”的光芒，使得从事这项职业的棋士们由衷地会生出无尽的求道自豪感，也使得围棋这项艺术竞技充满神秘与高雅，一句话，令人神往。
在日本围棋的众多传统之中，两日制为其特有，时下无论是世界性大赛，还是中国、韩国的国内赛，为了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也为了电视转播的需要，将对局时间一再缩短，现在规定用时最少的比赛10秒一步，堪称“生死时速”。一盘棋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即宣告结束，观赏者过瘾了，对局者也能更快地获得奖金，电视直播也同步完成，一切看似皆大欢喜，优哉游哉。
其实不然。西方哲学家贝尔说，艺术的本质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它唤起我们的是审美感情而不是日常生活的感情，这样，艺术形式与情感的合而为一，也即形式即内容。在失去了一些看似繁琐、毫无用处的传统仪式后，围棋的艺术性在日渐没落，有沦落到普通竞技之虞。不是吗？像在当今中国棋院举行的一些头衔战哪怕是决战中，也是随随便便地在棋院找间对局室，拉上一张桌子，随便找一块棋盘、一副棋子，就这么行将起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入，对局者或坐或靠或跪，衣着或西装或便装甚至短裤拖鞋……这还哪有一点艺术美感和令人对围棋大赛、围棋大师肃然起敬之感？
也因此，不得不说说日本的两日制对局，如果要了解围棋文化之美的话，两日制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窗口。
两日制对局，顾名思义，就是一盘棋在两天的时间内完成，每方用时8小时，规定时间用完后每步1分钟读秒，时间不可谓不长，但将时间用至最后1分钟的比比皆是。目前在日本，最大的三项头衔战（棋圣、名人、本因坊）决赛采取七番棋制，也即两日制。
作为两日制对局的常客赵治勋九段对两日制充满了眷恋之情。他在他的著作《超越实地与模样》中，对两日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其文笔也颇具个性，读来趣味盎然。
“七局决胜负的两日制棋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完全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恐怕韩国和中国的棋手无法想像。出发到地方的都市去，一头扎进饭店或者旅馆，两天里和对手角斗，对局者就这样被带进了一个人为的与世隔绝的空间。
“关心七番棋的热心的爱好者只能看到棋盘上的进程和对局者的形象，而无从知道周围发生的各种事情，包括精神方面的事情。可以说，一局两日制棋赛就像一部故事片，两位对局者被指定作为主人公，主人公要经历重重苦难，最后，其中一位被告之可以高兴了。
“包括来去一共四天，在精神上，出发前两天就有了变化。这个‘变化’有时候是精神负担，有时候是不安，还有灰心，或者考虑具体的布局计划等等，七番棋从第2局到第6局执黑执白己被决定（第7局重新猜先），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计划。
“到了地方的都市，故事片的主人公被安排乘坐出租车去对局现场，国际棋战的时候是坐大轿车。作为对局现场的饭店或旅馆大都是当地一流的，如果是和式，一般都有历史，都有着某些传奇故事作为陪衬，比如经常是天皇陛下下榻的地方。
“对局室安排在最高级的房间，对光线等等都要一一进行严格的检查。棋盘是价值一千万、两千万的珍品，可不像国际棋战上使用的那种没腿儿的棋盘，即那种棋社用的东西。饭菜更不用说了，当地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且配备一位负责膳食的女佣，想吃什么尽管开口。
“简单说，仁至义尽。提供最好的环境，其意在于请你们充分发挥棋力，真可谓完全独特的世界、与世隔绝的空间。在竞技的世界里，除了围棋、将棋，这种待遇简直不可想像。
“也许是因为长期泡在七番棋里，人就会渐渐变得像老狐狸似的刁钻，我现在也习惯了奢侈的款待。可我以前不是这样，记得第1次在汉城举办棋圣战，对手是武宫正树。对局现场在罗泰宾馆，给我安排的房间是要人寝宫。门口站着一位像机器人似的背着手的警卫，屋子好几间，连侍从的卧室都有，简直就是皇宫，就在我进来以前，听说这儿住着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要不就是王子！
“我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主卧室虽说是单人儿间，可也太大了，豪华的大床并排两张，姑且躺下准备入睡，可翻来覆去心神不定。不知怎么回事，就是睡不舒服。没有办法，喝了一通白兰地，又在两张床之间的空地上把被子双层铺好，总算睡着了，对于庶民来说，要人寝宫除了使人浑身刺痒以外毫无意义。
“这些虽然都只是一些题外话，但是说明了三大棋战的决胜战竟受到如此的厚待。其实，争夺胜负的比赛只要到对局现场，坐下来下棋、下完了走人就可以了，仅此而已。本来十分简单的事情，结果被现在的两日制搞得大张旗鼓，甚至把地方的围棋爱好者找来大搞赛前庆祝活动。
“条件齐备的与世隔绝的空间就是要求对局者竭尽全身心的力量去厮杀。吃、住、封棋、一夜的睡眠……一盘棋要横跨两天。这本身就说明不仅是脑力的竞争，应该说是全身心的厮杀。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棋战是一部故事片，这里总是弥漫着日本特有的审美意识，还有对两天时间在密封空间里的创造成果的期待。可以说，这是日本文化固有的特征。如果问我是否喜欢两日制体制，我的回答是喜欢。没有什么比这两天更艰苦了，但是我作为棋手，还是被它的某种魁力所吸引。”
说的已是很详尽了。记得2002年日本的名人战首局胜负安排在北京举行，结果不仅新闻媒体都闻风而动，就是棋手们，也都充满了好奇之心，像陈祖德、王汝南、曹大元、邵炜刚等一批棋手都到达现场观看。记者一得以一睹两日制真容。
为了这一盘棋比赛，日本人将北京五星级酒店长富宫饭店最高一层全部包租，一行竟有30人之众。包括主办者朝日新闻社上层领导及摄影文字记者、相关比赛服务人员，其他还有裁判长石田芳夫九段、负责朝日新闻棋谱解说的王铭琬九段、负责NHK电视台直播解说的迈克·雷蒙九段和林芳美业余6段，此外还有技术人员和日本棋院涉外人员等等，当记者遇到朝日新闻社已退休的著名记者谷口牧夫时，他告诉记者说，他现在是自由撰稿人，也是被朝日新闻社请来做报道的。
据说，如果这次他们不是住的是日本人开设的酒店后，他们还要带上烹饪、端盘等一干人，那样阵容就会更豪华了。
对局室被安排在一间豪华套间里，其中有一半用来安排对局。这一半空间又被大动干戈，重新弄过。崭新的粗木条围成一间“小屋”，“屋子”下边铺的是一尘不染的塌塌米，上边则安装摄像镜头和灯具，周围则被披上类似丝绸一样的帷幕，给人以整洁、素雅、大方之感。
在比赛期间，除了对局者和记录者，其他任何人都禁止进入，裁判长也只是在比赛开和结束才进去片刻，而专门的送茶点的服务人员则严格地按点进出。两位对局者赵治勋和依田纪基简直就是皇帝一样，他们一出房门去对局室，马上就有人上前“护驾”，禁止任何拍照和采访；进了对局室，大家一齐向他鞠躬问候，而对局者只需欠欠身以示回礼。待对局者坐定后，一行人端茶送水开始忙碌，就是对局者放在塌塌米外的鞋子，也有人认真地将之摆正。这一切忙完之后，只要对局者不开口，一屋子人都肃立一旁，不敢说一句话。两位对局者用餐也不用出门，用餐时间亦无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想吃饭，马上就有专人送至他们的房间。
的确，你可以说这两日制不符国际潮流，但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一种独特的美，在打动着人那被所谓的现代文明日益麻木的神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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