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大阪11月15日电（记者曲北林 王镜宇）17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中国女排以全胜战绩，重新夺取了世界杯冠军。以下，是新华社记者对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的独家专访实录：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名字是忠诚的“忠”加和气的“和”，这两个字对您有影响吗？

　　陈忠和（以下简称“陈”）：这个我倒是没想过。我觉得做人的第一原则是“真”，要真诚对待别人，真诚对待工作。过后回想起来，我发现，我做人成功的地方就是真诚。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么多主教练都选我做助手。一般的来讲，大球是集体项目，主教练一换，副手都要跟着换。当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届主教练都挑上我。

　　（陈忠和1979年从福建队退役，被当时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调入当陪练。中国女排完成三连冠伟业后，主教练多次更迭，但22年间，8任主教练无一不是安排陈忠和担任副手。）

　　记：给那么多主教练当助手，碰到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办？

　　陈：首先，我给自己定位定得很清楚，助手就是助手。我有不同意见一定要给主教练提出来，采纳不采纳是主教练的事。我还是专心干我助手的工作，不能打折扣。

　　有的主教练，像郎平、胡进等，他们心胸很宽阔，待我像朋友，我就会“放肆”一点，什么都说，甚至还会跟他们吵嘴。

　　记：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助手，难道没有想过自己出来当主教练吗？

　　陈：没有。首先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副手。其次，我当时的水平也不够。我既不是名运动员，也不是名教练，所以我一直就想当好一个副手，直到郎平再次回来当教练。

　　我的排球缘分有3个没想到。一个是我中学毕业已经下乡劳动去了，福建省体工队突然调我这么矮（1米77）的一个人去打球。第二个没想到是，我在福建队退役的时候，袁伟民调我到中国女排去当陪练。当时的调令上写的是让我去45天，没想到一干就是这么多年。第三个没想到是，我也有机会当上中国女排主教练。因为按照常理，一个主教练如果成绩好，一旦主教练离开，他的副手容易接班。郎平带领的中国女排获得过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第二名。她在1998年年底离开的时候，我作为第二教练，是最有机会接替的。但是后来我辅助胡进指导带队的时候，成绩比较差（2000年奥运会第五名），所以我没有想到有机会当主教练。当时排球界的投票也显示，我的得票是很低的。我自己也是两次投票都投给了胡进指导。

　　记：那么您又是如何最终担任了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呢？

　　陈：徐利（排球管理中心主任）两次问我，“如果让你干，你有没有信心？”我说信心我有。他又听了我的一些构想，加上一些有名气的教练推荐我。我想这些可能都起了作用吧。

　　记：你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副手，可是一旦坐在主教练位置上，你改组球队比你的很多前任都狠。为何你不像一些前任那样，保留老队员打几场胜仗来巩固主教练位子呢？

　　陈：我在福建队当队员的时候，我的老教练是许文新。他有一次跟我说：陈忠和，我别的地方不佩服你，但是你敢把那么多的老队员都换掉，这一点我佩服你。

　　我带队的目标是在2004年奥运会上拿好成绩，所以我怕那个时候输球，不怕现在输球。这一点上，徐利给了我宽松的一年，组队第一年容许我成绩下降。

　　我调冯坤来当二传手，放弃了当时全国最好的，也是最成熟的诸韵颖引起的争论最大。我当时的考虑是，冯坤的身高是1米83，比诸韵颖高8厘米，拦网的时候有利多了。冯坤的技术不够，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补。而身高如果不够，你就是练到死也没得补。

　　3年来，我们天天磨冯坤的技术，我批评她是最多的，她哭的也是最多的。我相信，再过一年，冯坤就会成熟。

　　我刚刚组队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带着孩子们走弯路。这3年下来，我的阵容基本没有变（后来调入了王丽娜），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我这里白练了好多年，最后又用不上，说明当时的选材还是可以的。

　　记：看你指挥比赛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对运动员能严格管理吗？

　　陈：我的爱人也这么说，“你整天嘻嘻哈哈，还能管好一支球队？”

　　我们在漳州集训（陈忠和是漳州人），我爱人去基地看我，这才发现原来训练的时候我是那么凶。冯坤她们几个哭着诉苦，一肚子的委屈。

　　我对她们说，有的委屈是训练中难免的，有的委屈是我故意加在她们身上的。我有意让她们哭鼻子，情绪受影响，让她们自己去调整。在训练中把委屈受够了，比赛中的情绪波动才会小。

　　不过我从来不让队员的委屈过夜。队员的心里不能打结，结打多了，成了千千结，球肯定打不好。我找每个队员谈话，都让她们笑着离开。问题解决以后，我会说一些笑话。只要她们笑了，我就知道思想上的包袱放下来了。

　　记：袁伟民曾经回忆说，有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一想到要去训练场，生理上都会有恶心的感觉，你整天笑呵呵的，是不是没有那种感觉。

　　陈：怎么没有？我不是早上起来，头一天晚上我就难受了。回到房间想第二天的训练计划，觉都睡不着。3年来，我们没有放过一个整天以上的假。这3年多的苦是语言没有办法说清楚了。

　　我们曾在漳州封闭集训100天，当时不光是运动员，我们教练员也觉得心理和体力上都达到了极限。可是教练员有苦处，是不能让运动员看出来的。我每天依然要笑着去，还要想办法让队员快乐起来。我们分成主攻组、副攻组、二传组和教练组，自创自导自演生活剧，演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演社会上的事情，大家都笑破了肚皮。

　　至于我自己如何自我减压？我主要是喝茶。喝工夫茶（陈忠和家乡特有的）。我自己冲茶、泡茶、倒茶、品茶。慢慢的，我会觉得心安静下来，思路清楚起来，当我完成了明天的训练计划，觉得没有什么缺憾了，才会踏实去睡。

　　记：有的主教练会在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依您的性格会如何呢？

　　陈：我知道。如果不急流勇退的话，那就存在因成绩不好而被迫下台的可能。但我不会，只要这个队需要我一天，我就干一天。至于最后怎么下台，我不去考虑。带不出好成绩，我也不会赖着不走。

　　确实有意大利的记者问我，愿不愿意到意大利去当教练。在郎平离开中国女排之后，我也有过去意大利教球的想法，那是为了有饭吃。只要中国女排需要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离开。

　　记：好象您的性格很复杂，既可以忠心耿耿当助手，又可以在主教练的位置上杀罚决断；整天笑呵呵却思考很多重大严肃的问题；对什么好象都看得开，对训练质量又一点不通融……

　　陈：是有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自己很粗（心），（赖）亚文（中国女排助理教练）说我其实很细。我爱人说我整天嘻嘻哈哈，侯玉珠（福建籍中国女排老队员）她们说我是好斗的公鸡。我这个人好跟人家辩论。过去我经常跟江申生（中国女排前助理教练）争得面红耳赤，非要把道理弄明白才行。论起理来，即使是对徐利我也要讲出自己的意见，不会考虑他爱听什么。正是这一点还帮了我。在选我当主教练的时候，有人担心我性格软弱，徐主任就解释说：“他连我都敢顶。”不过在生活的问题上，我从来不跟别人红脸。

　　记：您这样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陈：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是排球，特别是中国女排吧。我的父亲是开外轮的，整天在外海跑船，从小没有管过我。我母亲也不管我。我在学校很淘气，有一个月老师到我家里告状20多次，一直到被学校开除。我的母亲根本不听老师的话，有的时候把门关了，不让老师进。她认为自己的儿子根本不可能那样坏。后来我留级一年，到了小学6年级最后一批的时候，才入了少先队。当时是我的校长亲自给我带的红领巾，至今我都还记得。

　　说来也奇怪，1971年我开始打排球，一接触排球我就变乖了。

　　后来我到了中国女排，袁头（袁伟民）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我年纪小，他的一举一动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记：再说说您的名字，是您父亲刻意给取的吗？

　　陈：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我的哥哥叫陈平和，也许我的父亲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点什么想法吧。我挺喜欢这个“陈忠和”（他的福建普通话让人听起他的名字来，总是像“真”“忠”“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