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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欣赏:哈巴雪山 没有回程
2003年11月27日00:23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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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原始森林吐露出的芬芳中,开始更多地混入人类呼出的气息,一种被叫做文明的东西,便开始和雨雪一道,不断地冲击着这座神山。

  哈巴没有回程

  这就是滇藏边境上的哈巴雪山:脚下落差达3500米的深谷里流淌着的是湍急的金沙江,隔着虎跳峡的另一头,耸立着的是几乎齐肩的面朝丽江坝子的玉龙雪山。草甸和森林的根须扎满了山体的很大一部分,远远望去,各色花草琐碎的细节,已经完全被绿色涂抹出来的裙裾所吞没。黑熊和野狼不知何时出现,还有更多互为食物链的动物们,也早早就在危机四伏的山林间逡巡徘徊,并且因循着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自然演进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追逐与被追逐。

  可是,对于这座生息其中的苍茫雪山,那些生灵究竟管它唤作什么?关于这座雪山,又可曾有什么人类不能勘破的传说,以只有它们自己才能解读的方式,在其自身的族群演进中代代相传?至少,在人类给这座雪山命名以前,那漫天的雨雪、广袤的森林以及连绵的草甸,还有那些曾经以及正在繁衍其间的飞禽走兽,肯定都会有着自己独特的命名,正如人类给了它哈巴二字一样。

  在人类到来之前,除了雨雪的侵扰之外,矗立高原上的哈巴是相对宁静的。直到在通往雪峰的高山草甸上,在曾经只是穿梭着黑熊以及野狼身影的林莽间,开始有了人类的足迹与身影,直到原始森林吐露出的芬芳中,开始更多地混入人类呼出的气息,一种被叫做文明的东西,便开始和雨雪一道,不断地越过自然的界限,冲击着同样被人们视作是神山的哈巴雪山。

  不知什么年月,人们开始在海拔2700米的山脚刀耕火种,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台地放牧,在某个别有用心的日子,人们还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雪线以上的5396米。于是,当更多的人们涌至山脚,不是驱赶着牦牛马匹,而是拄着登山杖,穿着防风衣;来到山上,不是用木石盖起临时牛棚,而是搭建能挡风避雨的帐篷;上到雪线,不是顶礼膜拜,而是戴上雪镜,举起冰镐的时候,哈巴雪山,一如马洛里们轮番冲击之后的珠穆朗玛,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没有回程的路。

  2003年11月中旬,寒流开始入侵广州,当初冬的阳光破窗而入,端坐电脑前的我开始一点一滴,回想起那已经远去的哈巴雪山,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的努力攀爬居然恍如隔世。那曾经扑面而来的狂风横雨,那曾经令人举目难望的漫天大雪,难道就要像烟云一样模糊消散,记忆,难道就注定只剩下手中的几张照片了吗?

  我们不是第一批把足迹印在哈巴顶峰上的人们,但却注定会以四天内103人次连续登顶的纪录,在哈巴编年史上留下最多的故事。对我而言,哈巴是什么呢?

  一个从小生活在海拔几十米的地方,快三十岁也只见过几次雪的人,有一天却要去攀登海拔5000多米的雪峰。当“哈巴”连带着“雪山”二字闯入我的人生词典时,一下子就把我打了个措手不及。2003年9月下旬,我正在休探亲假,从桂东南一座县城搭乘中巴往老家镇上走。这时电话响了,那头说,云南有座雪山,国庆去爬一下吧。原来是参加红塔山攀越者登山协会组织的“激情攀越2003哈巴雪山登山大会”。

  紧张。故乡家门口的观音山不到50米,广州的白云山也不过百十来米。当我在乡下用手提电脑向父母展示在网上搜索出来的哈巴照片,当回到广州后向朋友们讲述我未来的雪山之旅的时候,他们除了惊讶之外,更多的是担心。比如安全,比如身体,比如高原反应。就连我自己也不由得对镜再三打量:这镜中人,有哪块地方像是爬雪山的料?

  由零开始

  在海拔几近零高度的广州,茫无头绪的我,在几位热爱户外运动但同样没有雪山攀登经验的好友参谋下,开始为自己人生第一次爬雪山做准备。

  登山鞋,买有Gore-Tex材料的,那样可以防水;袜子,买68元一双的,透汗保温。朋友说,在雪山上最怕的就是脚湿,那样很容易冻伤。还有保温水壶,在雪山上能喝到热水,当然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的,还买了防水袋、电筒,至于登山背囊和登山杖,主办方可以提供。还得提防雪盲,可是专业雪镜非常贵,想到此后再爬雪山的可能性不大,便买了一副墨镜替代。现在想想,也实在是太不专业了。

  鞋子早早就在广州提前穿上了,朋友说,有个适应度,爬山的时候就会更合脚,不致成为累赘。上飞机之前,我还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与我在同一版面上开设体育评论专栏的一位作者说,他刚由哈巴雪山脚下的村子回来,知道将会有一大群人要在国庆期间前来攀登。要命的是,那文章还说,这样的攀登完全是用金钱垒起来的,只要是个健康人,肯定都能登顶。看样子,就要跻身雪山攀登者行列的我,不仅师出无名,甚至还要被扣上一顶涂了颜色的帽子。

  当我9月28日去到昆明,前往一位住在5楼的朋友家中做客的时候,手中不持一物的我觉得每上一步楼梯,脚步都显得愈来愈沉重,心跳比平常快。朋友说,你这是高原反应———可是,从3年前起每年都会来昆明的我,却从来不曾出现这种情况。

  想来,还是未曾谋面的哈巴,让我早早就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在一个海拔不到2000米的地方开始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从昆明到白水台

  纳西族圣地白水台

   启程非常匆忙。9月30日上午,8点没到,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中巴车上。由昆明出发,经楚雄,过大理,晚上在丽江住一宿。第二天过虎跳,在已经更名为香格里拉的中甸吃了顿午饭,下午3点多,终于抵达了哈巴山脚,在纳西人的圣地白水台住了下来。

  到丽江的这段路途,我在去年走过,昆明到大理的高速公路正在大修,车子时畅时阻,一路上几乎都是脖子上架着航空气枕睡觉。除了在刚到大理城时,看到入城的路口上立有新的风车,以及在快到丽江的上山公路上,见到一道骤雨后的彩虹,沿途的风光,就基本上在我的半寐中晃了过去。

  倒是同车的几位云南媒体同行,一直兴致高昂,他们不断地向其他的同车人讲述着云南的种种。每走一段路程,他们都会告诉你,这里住着谁,或者有什么好吃的,又或者曾经拍过什么电影。

  尤其是车过虎跳,进入中甸,风光开始与早前的大不一样。修得不错的公路两旁,蓝天白云罩着空旷的高原草甸,藏民的房子远远近近,散布得非常随意,牦牛就在不远的地方吃草。他们指着车窗外成片的红色植物说,那就是狼毒草。

  这时候大家已经开始相熟。甚至发现有人在广州与我到过同一家店子买保温水壶。但是我的兴致仍然提不起来,状态与那天在昆明爬楼梯相仿,以致,我还把路边停放着的推土机误叫成了拖拉机,这让大家在车上暴笑了好几分钟。

  车进白水台,是10月1日下午的3点多。在山拐弯处,非常容易就认出一个孤独的身影———几个月前冲击珠穆朗玛峰未果的搜狐CEO张朝阳正背着手站在路旁,眼光也跟着我们的车子走了好一会儿。听说,这一次王石也会和我们一起攀登。

  风景绝佳的白水台是纳西族的发源地。那天下午天气晴好,放下行李,便跑到了住处正对着的景区上。有点像用白色粘土捏成的瀑布状的碳酸钙泉华台地上,流淌着源自雪山深处的清泉。脚踩着台地,有点软,却不滑。台地上的几泓清水映照出蓝天白云,还有远山、矮树以及花草。这时心中才有种美的感觉在洋溢。

  两位纳西族老人,一个守着泉眼给游人念经祈祷,另一个则守在台地下方的一眼小洞里,手拿着一袋米,不知道放进去后是否真的就能祈福。张朝阳跑到台地上来了。还有中国登山协会对外交流部部长王勇峰,几个小伙子争着和他留影。

  住在附近的纳西村民在我们住的山庄卖起了土产。向日葵一盘2块钱。当地所在的三坝乡邮电所动作也非常迅速,居然卖起了哈巴攀登的首日封,很快就有人拥到桌子面前去盖邮戳。我碰到了一个背着一背篓野菜的纳西族妇女,她一大早就到更深的山谷下边去采摘,然后扎好送到山庄里来。两毛一扎。这天,她采了20扎。

  晚上,组织者在白水台山庄搞了一个晚会。当地纳西族姑娘手拉着手,一边唱着“啊哩哩”的旋律,围着篝火跳起了舞蹈。

  在龙旺边村

  肯定是从哈巴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不知疲倦地流淌了整个夜晚,那冲入深谷的声响渗着凉意,穿透了我住的小木屋,也穿透了本来就有点紧张的神经。哗啦啦的水声中,我一夜无眠。

  10月2日,凌晨5点多,天还很黑,就得起来了。接着是最后确认,75升容量的背囊里,是否已经带齐登山杖、手套、水壶、电筒,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相机。

  起步的地方离白水台还有一段距离。车子一直在半山腰上盘旋着走,环山再往前,据说可以绕回到我们来时经过的虎跳峡镇。在7点多钟的早上,根本察觉不到究竟在远山的哪头,才是太阳喷薄而出的所在。

  下起了雨。在海拔2700米的龙旺边村中央的广场上,早早就有人作了布置。这个早上,哈巴雪山所在行政区划的州长、县长还有乡长三级政府官员都赶了过来。纳西、藏、回、彝,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四个民族的群众都穿起了盛装,以红色为主打的彝族姑娘的服饰最鲜艳。

  许多人家拉出了马匹牦牛,媒体队员的装备都被绑到了牲口的背上。州长语气恳切,向前来登山的人们讲述着希望哈巴能带旺地方经济的想法,王石则向人们举起了一个便携式烟灰缸,表明了这次登山的环保重要性。最后,他和张朝阳等一大群人盘腿围坐在了草地的中央,在电视镜头前继续高谈环保问题。

  人群中,不知什么时候跑进来了一条狗,走走停停,非常好奇地看着村子里仿佛一下子涌出来的许多外人。比它更好奇的村民们,有的站在了米线店前,也有人搬来了小板凳,坐在一旁看热闹———因为哈巴,两个反差巨大的文明得以在这个上午面面相觑。

  领完路餐,我们便拄着登山杖,拎着水壶、防水袋和相机,开始一路向山上走。这时候雨脚已停,村口到山脚之间站立着两排欢送的村民,我听不清楚向我挥手的他们嘴里说些什么,只是边走边想:从今往后,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从更遥远的城市赶来的人们,他们也会沿着这一条路途上山,只是不知道那时候,还会不会有夹道欢送的人群。

  生活在更高处

  从龙旺边村到海拔4000米的大本营,是我有生以来走过的最长的山路。雨后的山路已经开始难行,前行者的清晰的足印很快就被后来的人践踏成了泥浆。最初的路段山陡林密,几乎没有风,才走了十来分钟,用来擦汗的毛巾就完全失去了作用,因为汗水完全打湿了身上的衣服。伸开手臂一看,汗毛根根直竖,好像蒙上了一层霜。但是不能歇太久,因为一股凉意很快就会渗入体内,让人再也不想往上走。

  为队员运送物资的村民

  很快上到一块面积很大的草甸,在与针叶林交界的上沿,建有当地村民用来临时放牧的牛棚。草甸上还留有早年砍伐森林后来不及运走的一截截原木,因为风雨的吹洗,已经慢慢腐烂。沿途隔不多远,就会挂有一些标语,写着诸如“不要掉队,山上有黑熊”的字样。

  不时有运送物资的老乡赶着马匹与牦牛在身旁走过,途中还有两处可以喝上牛奶以及酥油茶的歇脚地方。才十几公里的山路,从早上10点钟开始,走了4个多小时,在快到大本营的时候,右边大腿开始抽筋。

  大本营建在了高山台地上,没有高大的乔木,不远处有个高山冰碛湖。几十顶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帐篷相对集中地搭在了一处,100多名登山队员就分别住在其中。原来老乡放牧用的临时牛棚,被改建成了厨房,开饭时拿着饭盒去打饭,不想居然能吃上莲花白、土豆烧肉,还有热乎乎的西红柿蛋汤。只是米饭非常硬,但也已经让人倍觉幸福。

  山上阴晴不定,一天要下好几十场雨。在大本营的第一夜,吃过饭后,没到7点半,疲惫已经让人们基本上都钻进了睡袋里。山上非常冷,不过我们的鸭绒睡袋足以在雪地里抵挡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没有经验的我不知道睡袋下沿的拉链是可以拉开透气的,因此整个晚上几乎都没有睡着,一会捂得满身大汗,赶忙拉开拉链透气,不一会又冷得受不了,马上将手缩进睡袋里。在这样的反复中,我几乎是绝望地每半个小时就看一下手表,有几次还把手贴到被夜雨打得噼啪作响的又冷又硬的篷布上,心想睡不着倒罢了,在雪山上感冒了可怎么办?

  好不容易,天亮了。我们睡了19个人的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是与王石、张朝阳他们同一天上冲击营地。倒是管辖哈巴的当地州、县、乡三级政府的三位头儿,却都是在10月3日这天,从大本营出发,经路途短而陡的东线一天冲顶成功并且下到大本营。只是听说,一起上山的国家体育总局的某位领导犯了高血压,差点就要连夜下山。

  一夜大雨,帐篷里变得泥泞起来,还好有防潮充气睡垫。山上搭起了10顶左右的小帐篷作为临时厕所,同时还搬来了发电机,手提电脑和数码相机都可以及时充上电。手机在山上没信号,但联通想了些办法弄了一个信号放大接收器,大家可以排着队,在有信号的山崖边上用两部指定的手机,轮流给家人报平安。

  10月4日的凌晨,还听到有人急匆匆地钻进帐篷,说前一天刚从台湾赶回并且马上上山的赞助此次登山活动的红塔销售部部长,他所住的全山上最大的帐篷给风掀翻了,压帐篷的石头还砸伤了他的眉骨。

  一个人的攀登

  又下了一夜的雨,又是一夜无眠,因为我知道自己第二天马上要由西线向雪线进发,并且要在雪线上住一个晚上,然后冲顶。

  登顶队员把冰镐插在5396米上

  10月4日早上,大本营倒是晴的。吃了一碗米线,然后领冰爪、冰镐、雪镜、下降绳、环扣,还有路餐。加上睡袋、睡垫,装得满满当当的背包将近有20公斤重。

  11点,出发。这次是真的自己背包往上爬。临走前,衣物不足的我向山友借了一件抓绒衣、一件保暖内衣以及一条绒裤,防风帽也戴了起来。还是拄着登山杖。冰镐要到雪线上才用。手套这时派上了用场,专门防泥巴雪水的鞋护套也套了起来。只是背包好沉重。

  离开大本营后,路马上陡了起来。先是灌木丛区,然后是大石区。最难走的是一处很长的碎石坡,坡度不小,石头细碎,加上一直都是雨雾茫茫,有好几次脚下一滑,马上身子就压到了坡上,然后只听到脚下的碎石哗啦啦地向下滑坠,下边就是让人不敢多看的深渊。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处,尤其是坡度大的,事后想起仍然觉得心惊。也只有在那时候,你才能更深地体会到“走好每一步”是如此的重要。

  路上歇了好多次。开始有雪,雾气使能见度降得更低,有一次几乎找不到作为路标的旗子。快3点的时候,遇到了刚刚冲顶下来的第一批队员。雪线到了,下午4点30分,终于到了冲击营地。帐篷就扎在了雪地里,进去后马上钻到了睡袋里。一直到10月5日早上9点起来,我总共只喝了一口开水,路餐根本没动。又是一夜风雪,不知道是雪还是冰,帐篷一直都在嘭嘭作响。头有点痛,睡不着,他们说是高山反应。

  第二天起来,才发现前一天还看得见的营地周围的石头,完全被雪给埋没了。穿上冰爪,绑好下降绳、环扣,戴上雪镜,背包就扔在了帐篷里,拎着冰镐出发。

  风一忽儿东,一忽儿西,雪下得好大。虽然戴上了雪镜,能见度却不到10米,雪粒不时朝裸露着的脸上飞。大家只能紧紧跟随,“哧”、“哧”、“哧”,一步一步向上走。

  很陡。只能看到前面队员的小腿以及冰爪,只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还有冰爪扎在雪坡上的声响。没上一会,就听身后的一位哥们说他不行了,他要先下撤到冲击营地。那时候,我的手套已经湿透了。在喘息的瞬间,我看到了雪坡上那一滴由登山服上淌下来的红色水渍。

  上了不知多久,在更陡,或者是靠近冰裂缝、冰窟窿的地方,开始有先行队员钉下的安全绳。下降环扣派上了用场。10月5日12点30分,海拔5396米,我登上了或许是这一辈子中我所能到达的最高处。   黄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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