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

　　22岁，人生中春意正浓的时节。按说，还轮不到如此年轻的我来谈“我的路”这样的话题。因为同许多同龄朋友一样，我的人生、事业之路方才起步， 前途正长。不过，也许由于我在乒乓球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所以大家便对我的经历格外关心。思来想去，把自己从事乒乓球事业以来的经历总结一下倒也挺有必要。对于年轻朋友特别是比我更年轻的朋友，它也许有些借鉴参考作用；对于我自己，它将会成为未来继续奋斗的动力。

　　那么，我就讲讲这段以“，”结尾的我的路吧。

　　从爸爸、妈妈谈起

　　一次， 有人问我父亲：“你怎么只有孔令辉这一个儿子？”

　　这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其实也有道理。因为以我父母近50岁的年龄，在他们

　　年轻的时候社会上还不太讲究“一家只有一个孩儿”；而我也历来不希望自己是独生子，总想最好能有个哥哥护着我，没有哥哥有个弟弟也行啊！我父亲的回答也挺有意思：“我觉得，孩子多了感情就不好分配，所以终究也就只要了小辉这么一个儿。”

　　这话挺“细腻”的，很富有感情色彩，与我爸的外表似乎不太相称。其实，他就是这

　　样一个外刚内柔的人。外表是个豪爽粗犷的东北大汉，可心中却有许多细腻的情感。

　　对我的成长，父母实在是下了太大的功夫，付出了很多很多。就拿送我上幼儿园这件事来说吧，他们就做过很细致的选择。起初，我上的是近处的一个普通幼儿园。他们觉得应该让我能多学些知识，便又联系了省第一幼儿园。这个幼儿园不但离家远接送要多跑许多路，而且收费也很高。当时，我父母的工资都各只有37. 5元，而每月仅我的托儿费，就得交42元。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时，爸妈的语气总显得挺轻松：“我们就是为了花钱买教育。”可两位大人每月只给自己留30多元生活费，这日子怎么可能会过得轻松？

　　父母虽然对我关怀备至，但并不娇惯我这个独生子。记得是三四岁的时候，一个星期天，一早起我就闹着要一支玩具枪。爸爸提出要求：必须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完后再上街去买。我执意要立即达到目的，并以大哭相要挟。见我一闹，爸爸干脆不理我了。我被晾在那儿无“台阶儿”可下，只好顶着冬天的冷风坐在门外的菜窖上哭了近两个小时！最后，还是妈妈出来拉我回去主动向爸爸承认错误，他才原谅了我。

　　那会儿，每当在家过星期天时，我还必定要完成一项任务——做一件“好事”，比如开头儿时洗自己的手绢、袜子，后来帮大人拖地板之类。

　　有一次，我发现门外的走廊上结了不少冰，人们走路很不方便，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铲冰的任务。寒冬腊月，我在外面不一会儿就被冻得小脸儿通红。可爸妈不但始终不出来帮我一把，事后还特别告诫我：凡是自己答应下来的事情，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认真完成。

　　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发现我有哪些习惯还不错，那就是从小在父母的教育下养成的。这些习惯对我后来干好乒乓球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初的乒乓缘

　　我父亲是乒乓球教练员，这与我后来走的路的确有很大关系。不过，与刘国梁、邓亚萍他们这些同样出身乒乓球之家的队友们有点不同，我学打球并不是出于家长的要求，而是自己做出的决定。

　　在我还不到打乒乓球的年龄，我其实就已经在每天跟它打交道了。我两三岁起上的那个幼儿园就在黑龙江省体工大队院子里，每天被爸爸接出来后，我都要到乒乓球队玩上一阵子。训练馆里没有什么其他好玩的，我除了满世界疯跑就是在乒乓球台上下爬来爬去，那硕大的球馆在我面前，俨然是一座迷宫。

　　后来长大一点，我转到了省第一幼儿园。这个园在我去之前就开设有少儿乒乓球班，自从我去后，又聘请爸爸做了技术顾问。令人奇怪的是我这个乒乓球教练的儿子，却并不肯参与这项训练，项多是站在一旁当当观众。说实话，那会儿我还没感到打乒乓球有多大意思。

　　对于我到底应不应该学打乒乓球，父母并没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放在心上，他们那时也许认为，学也好，不学也好，反正都不过是小孩子的一项爱好。那会儿，他们还不可能乒乓球同我未来的职业联系在一起考虑。

　　将近6岁时，我自己突然有了要学打球的想法。这想法的产生，当然与老师的长期引导法我关系。有趣的是，我参加训练班时爸爸还蒙在鼓里。一个星期六，我回家后对他说：“爸，您给我粘个拍子吧，我也打球了。”他这才知道了情况。

　　严格地说，爸爸也不能算是我的“启蒙教练”。虽然他的教学水平理所当然地要比我们幼儿园的老师高许多，可我还是宁愿听老师的而不听爸爸的。有一次，她发现我的技术动作不规范要求我改正，我便搬出“挡箭牌”来与他对抗：“在班里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您敢说老师不对！？”也许是出于对老师在小孩子心目中至高无上地位的尊重吧，从那以后爸爸果然很少再直接指出我技术上的毛病，而是改为经常私下里同我们老师交换意见，把方法讲给他，再由他传授给我们。

　　童年打球轶事

　　到快该上学时，我打球已经上瘾，简直到了不可一日无球的地步。加之我胜负心极重，便留下了许多至今仍被爸妈挂在口头的轶事。

　　大约是1982年，那会儿我妈妈正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与附近松花江派出所的民警们很熟。民警叔叔听说我爸是省乒乓球队的教练，便跟我妈说：“让老孔他们那儿的运动员跟咱打场友谊赛怎么样？”办事处的同事见状接过话茬道：“嗨，别说跟运动员打了，让是老孔的儿子，你们也准不是对手！”民警一听这话，便群起提出要与我较量。一位叔叔当众许诺，如果我胜了他，他便把领章、帽徽送给我。

　　这样的奖品对我简直太有吸引力了！那天我打得格外卖力，不仅赢了那位叔叔，也赢了所有上来挑战的对手。可是，当我要求那位叔叔兑现诺言时，他却反悔了！现在想来可也是，哪有把领章、帽徽摘下来随便送人的？

　　本来满怀着期望的我这下可不干了，不但当众大哭起来，还大声谴责人家：“你是警察叔叔怎么也骗人！”最后，胡金瑞教导员闻声出来才算解了围。他说：“对呀，咱警察叔叔绝不做骗人的事。”说着话，他真从那位叔叔身上把领章和帽徽取下来，戴在我的衣帽上！

　　那天，真是我童年生活中的一次重大节日。

　　不过，即便是对乒乓球到了极其着迷的地步，那时我也还没想到今后在这方面如何如何。生活中令我着迷的事情多着呢，打乒乓球只是其中之一。

　　记得1982年我上学不久，我们哈尔滨市继红小学举行一次书画比赛。那次，我画的是一幅名叫《奔向2000年》的画，画面里地上高楼林立、大路纵横、绿草鲜花，天上飞的是飞机、火箭、卫星，很有现代化味道。这幅画儿获奖后被贴在了校园的橱窗里展览，妈妈至今提起它来还是充满自豪：“那会儿小辉其实还没见过那些现代化的东西，他怎么就能想象得跟现在的情景一模一样？”

　　的确，如果说的幼小心灵里曾有过许多梦幻的话，那就是长大后要当解放军，当科学家，当一个建设和驾驭现代化的人……而恰恰是当乒乓球国家、世界冠军这件事我想得并不那么多，或者说还根本没怎么想到……

　　想到的事并没有实现，没想的事却成了现实，这结果如今想起来，还真有意思呢？

　　步入少年宫

　　不管将来干不干专业，爸妈还是做出一个决定——让我继续把乒乓球学下去。爸爸还为设计了一个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学球方式，那就是让我去市少年宫当他学生的学生。

　　那会儿，哈尔滨市少年宫刚刚开始设立乒乓球班，负责组建队伍的教练员杜刚是刚从省男队退役的运动员，年龄只有19岁。按理说，我完全可以进到教学条件和教学水平都更好的一些的省体校去，可爸爸却执意把我送到少年宫。他这样做一是为了支持少年宫新项目的开展、新教练的工作，二是因为他觉得省体校那儿的教练们都跟他太熟识了，把自己的儿子放在那儿，容易被人家特殊照顾。

　　即便是在少年宫这儿，爸爸其实也担心教练会对我“管教不严”。原先我每次到爸爸的队里去时，常与运动员们厮混在一起，杜刚则是最能跟我玩在一块儿的人之一。我回家后就曾经对妈妈说过自己在队里的“见闻体会”：“杜刚哥。”爸爸一听，立即板起面孔说道：“叫杜老师。”我再一看杜教练的神情，果然也与从前大不一样，严肃得很呢！

　　杜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果然很严。自打当上教练后，他简直像是变了一个人。过去，他在人前的话很多，特别爱开玩笑。可现在，他在我们这些学员面前不但说话不多，而且从来都是一板一眼，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这些小学员，最大的10岁多，最小的像我才不满7岁，有时难免犯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一次，杜教练安排我们练拉球的技术动作，布置完成就离开了球馆。练过一阵儿，大家就有了枯燥的感觉，再加上见教练一直也没回来，就有人开始随随便便地玩起球来。松懈的情绪总是容易迅速传播，不一会，训练场俨然变成了娱乐场。可就在大家玩得开心的时候，杜教练突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他并有没发火，脸上甚至连一丝恼怒的表情都没有，而是让大家列队集合。在队前他语气平和地说道：“刚才都有谁玩球了？自己把手举起来。”伙伴们赶紧纷纷举手，可也有几个人没举手。侥幸心理的人再也不敢隐瞒，只得乖乖地举起了手。

　　场内一片沉默，一片寂静，杜教练就这么一语不发地站着，盯着我们这些“呆若木鸡”的小淘气儿。

　　“今天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许再发生了。继续训练。”听到终于从教练口里发出的命令，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如释重负，赶紧都诚怕诚恐地奔向球台。

　　从这天起，大家对杜教练的威严都有了深刻领教，对他的话也更加服从。

　　面对第一座“高山”

　　说实在话，我小时候不能算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虽然有时也难免会干出点淘气事儿，但并不会出大格儿。对自己喜欢做的事，更会尽心尽力。不过，当我正式走上打乒乓球的路后，很快就发觉这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就能做好的事。

　　原来在幼儿园的乒乓球班打球，带有很大娱乐成分。虽然我的好胜心很强，但由于对手不强，那会儿似乎也没费太大劲儿，就在班里名列了前茅。加上不少叔叔伯伯看过我的球后也曾说过“动作比较正规”、“手感不错”之类的表扬话，我便确信自己一定能把球打好。可是，当我开始参加正式训练后，却发觉自己的球其实不过是“小儿科”，根本没有与高手抗衡的资格。

　　当时，我们班里高水平的队员名叫麻志刚。他比我大三四岁。球龄也长，在伙伴中颇有些“鹤立鸡群”。队内打基础训练比赛时轮到我与他对阵，一上来教练就宣布：麻志刚每局让孔令辉15分。

　　怎么，他能让我15分？一局球总共才21分啊！我显然不相信有人的水平竟会高出我这么多。可一盘比赛打下来结果同样令我格外吃惊：有的局我胜了，胜得勉勉强强；有的局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无论是胜或负，其实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因为这本来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

　　回到家里，爸妈很快就看出了我的情绪低落。我的脸色就是“晴雨表”，心里不高兴时一句话都懒得说，嘴撅得老高。

　　“是不是觉出自己的球不怎么地（样）了？”爸爸问道。别看他不是我教练，其实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点点头，瞪圆两只眼睛看着他，真想听他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水平比麻志刚低，这是正常的，你年龄小，球龄短嘛。不过，水平低并不可怕，怕就怕你没有信心赶上去。只要你能认认真真的练，我看你迟早会赶上他。”

　　听了爸爸的话，我心里踏实多了。“对，我一定要尽快赶上麻志刚？”

　　爸爸见我思想开了窍，便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人做任何事情都得付出努力，打乒乓球更是如此。咱们中国被称为乒乓王国，高手可以说遍地都是，即便你将来能打得过麻志刚，但还是没什么了不起。小辉，你要走的路可还长得很哪？”

　　从此，我不光在打球上下得功夫更大，人也变得沉稳了许多，心里好像有“定盘星”。是呀，既然我选择了打乒乓这条路，就得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好它，甭管前面有多少困难在等着我。

　　初出茅庐

　　1982年至1985年在市少年宫训练的3年，是我练基本功练得最苦的3年，也是我从过去的懵懵懂懂到真正懂得打乒乓球到底是怎么回事的3年。杜教练至今回忆起那段日子来还常说：“小辉吃的苦可真不少！”可我也觉得，那段日子自己过得很充实，很令人回味。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那时少年宫的训练条件的确很简陋。由于人多场地小，我们每天训练时都是4个人合用一张球台，两人一组打对角。别看条件差，教练对我们的要求可是一点也不低，平时每天训练3个小时，寒暑假时每天训练8个小时，课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每天从早起7点多钟一出家门，我就开始了一天紧张而忙碌的生活：上下午在学校上课，然后去少年宫打球，直到晚间8点半钟才能回到家里。爸爸为我参加训练的事定了不少规矩，其中两条就是不能因任何个人原因缺课，发烧在38.5℃以下不得请病假。也许是对打球这件事太投入、太着迷了吧，我不但没违犯过他的规定，而且还老有一种打球打不够的感觉呐！

　　记得那时每到节假日，我总是缠着爸爸到处去找球打。有时他和妈妈主动提出要带我到公园玩玩，我也没心思去。假日里我和爸爸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哈尔滨市热电厂，那儿的一群叔叔球打得都很不错，也很乐于与我们父子对垒。有一年省里举行家庭乒乓球赛，爸爸听到消息后立即去报了名，又与我一同去与伊春市参赛，那次我们父子居然拿了冠军！

　　随着日积月累地不断努力，我的球技也在渐渐增长，同麻志刚的差距从15分缩小到10分，又从10分缩到5分。而就在参加正式训练满一年的时候，我也开始代表哈尔滨市去参加各种比赛了。

　　1983年8月，我们市少年宫队头一次去打省少年比赛。团体赛中我被列为第三号主力，几乎每场球都上了。由于我还不满8岁，球又打得挺勇猛，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虽然我们队只取得了团体第五，我却获得了精神文明奖。

　　1984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的“开拓杯”比赛，是对全国少年儿童乒乓球运动的一次大检阅。按规定，12岁以上的运动员才能参加少年组比赛。可我们队不光是给我报了这个组，而且还把我排在了第二号主力的位置。那次我们队打出了水平、打出了威风，团体赛取得第三名的优良成绩，麻志刚则勇夺单打冠军！

　　紧接着1984、1985年的两届全省少年比赛，我们队又连续夺得了男子团体冠军。这时，我们这支小小的市少年宫队不仅在省内和全国都有了一定知名度，而且有些队员也引起了专业队人士的注意。就是在这时，有人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来我们这儿干专业？”

　　书本的深情

　　虽然我十分热爱打乒乓球，但截止到离开少年宫之前，这也还不能算是我生活中唯一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将做出要不要进专业队决定的关口，另一件事就更让我父母牵肠挂肚。这件事，就是我的学业。

　　我的父母都很爱学习、很尊重知识。尤其是妈妈，因为她做过很长时间的教师工作，所以她不但很重视我的学习，而且也在这方面对我产生了许多影响。

　　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就开始教我认字和计算了。那会儿，多是她每天早晚接送我。每当我从地在她自行车前面的小座子上行驶的大街上，街道两旁店铺的字号招牌、广告、标语上的内容，就都成了我的“识字课本”。我总是不停嘴儿地问：“妈，这个念啥？”妈妈也总是会在解说之后又嘱咐一句：“记住啊，明天我还要考你。”

　　不少人都说我的爱好随我爸。他只要一坐在哪儿，就爱抓一张报纸之类的东西看个没完。而我也有这种习惯，只要手上有了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就是旁边再热闹，我也不会把头抬起来。

　　上学时我所进的继红小学，是建国初期专为革命烈士子女设立的一所学校，在哈尔滨市一直以校风好和教育质量高而闻名。爸妈是费了不少劲才让我上了这个学校的，可见他们当初对我的学业，实在是寄托了很大期望……

　　我上小学和去少年宫参加乒乓球训练，几乎是同时的事。在我同时开始做这两件事时，妈妈也提出了要求：打球不能耽误学习，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就不能再继续打球。所以，虽然几年里打球的事占去了我许多精力和体力，可在学习上，我不但始终一点儿也没放松，而且格外用功。

　　有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由于那时我每天都得少年宫训练，学校的作业又留得挺多，所以只好晚上回家后再熬夜到很晚。妈妈怕总这样下去会影响我的身体，便跟随班主任曹老师商量，让我比别的同学少做一些。曹老师知道我的脾气很倔，肯定不会接受这种特殊照顾，便故意在给全班留作业时找个借口把我支出教室，并嘱咐同学不要告诉我。开头儿，我并不知这其中的底细，只是为老师留的作业突然减少而感到有点纳闷儿。直到有一天在课上见老师检查同学们背课的情况我才发觉，原来别人所完成的功课，自己压根就没做！

　　弄清底细后我又便又犯上了倔脾气，坚决不肯再做“特别生”！不但老师留的作业内容再也瞒不住我，我还比以前做得更加认真仔细。有时熬到很晚，工作了一天的爸爸已经靠在一旁打盹了，我却还要吵着嚷着叫他起来听我背书……

　　就这样，在继红小学读书的4年多里，我一直保持了比较好的学习成绩。可现在，我这个很用功读书的孩子连小学都还没毕业，却要去专业队打球了！

　　这件事，尤其难让我妈妈心甘情愿。

　　下决心进了专业队

　　也许是由于我年龄小，技术又已同大孩子们处在了同一水平线上，1984年我一到北京打比赛，就被专业队的教练看中了。打完“开拓杯”，北京队和八一队的教练都表示出要招收我去的意思。而我们黑龙江的人们一发觉这个苗儿，也赶紧来做爸爸和我的工作，生怕别人把我“挖”了去！“小辉，你是黑龙江的孩子，将来要为黑龙江争光。”大家见面时都这样嘱咐我。爸爸的同事、主抓青海年队工作的郭维城伯伯，则干脆直截了当地对爸爸说：“老孔，你要是不把儿子交给我，那就是对我信不过！”

　　其实，爸爸没有什么信不过郭伯伯的，他是还没考虑好这会儿是不是该让我干专业。我的年龄终究还只有9岁多，他想让我再上一二年，等到小学毕业。

　　从1985年开始，我在每个寒暑假期间，都参加了由郭伯伯主持的青少年乒乓球集训。而到1986年下半年，他开始着手第一次从社会上招收省少年队队员时，我也到了必须做出最后决定的关口。

　　为我进不进省队的事，妈妈做了再三再四的权衡考虑，她甚至把这件事向所有该问到的人都问遍了。可也许是听各种意见听得太多的缘故，她反而越发拿不定主意。

　　除了父母、教练之外，对这件事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学校的老师。上至校长、教导主任，下至我们主任曹老师，妈妈都一一找人家谈了话。学校领导认为，我在学习上很努力也有很有潜力，现在放弃学业实在太可惜。曹老师则说：“小辉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将来上大学能上重点大学，打球也能打也好成绩……”至于我到底该去干什么，她却不肯替我妈妈做主。

　　最终，还是爸爸当了拍板定夺的人。他对妈妈说：“上大学有出息，打球也同样能有出息。既然小辉在打球上能有发展，就还是让他去打球吧。”

　　爸爸之所以同意让我提前中断学业，是因为他通过观察，心中已对我在打球上的前景有了一个大致的谱儿。他认为，我的条件不错，早期基本功训练的底子也打得挺扎实，只要今后教学方法得当，再加上自身的勤奋努力，是很有希望打入国家队的。因此，他下定了让我子承父业的决心。

　　世界冠军梦

　　1986年，我终于进入黑龙江省少年队，成了一名专业乒乓球运动员。而实际上我在省队也只呆一年多，就先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集训，后又于1988年6月正式进入了中国青年队。进青年队时虽然我的年龄还不到13岁，可心中已经怀有了一个大大的理想：早日当上国家队主力，为祖国赢得世界冠军！

　　那是我们这些新队员到北京报到后的第一天，教练要求每人写一篇日记，题目是《我的理想》。记得我那篇日记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每个人都要有理想，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我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我的理想是当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后来教练觉得我写得不错，便把它贴到墙报上展览。再后来，妈妈到北京来看我时也发现了它，便又带到家中珍藏了起来。

　　当世界冠军，的确是我到北京后一直最想做到的一件事。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乒乓球强国，而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还因为我周围的所有人，特别是我的父母、教练，都时刻在用这样的目标提醒我、要求我、督促我。

　　进入国家青年队后一年多，我第一次拿到了全国少年冠军。夺冠后我兴冲冲地回哈尔滨探家，奶奶一见我便问：“小辉，你这次打了个啥成绩？”妈妈高兴地说：“您孙子拿了冠军！”站在一旁的爸爸听了后立即接地话头儿道：“小辉，到目前为止，全国少年冠军里还没有谁夺过世界冠军哪。”我知道，爸爸这是在提醒我，刚取得了一点成绩，千万不能自满，大目标还在后面！

　　尹霄指导，是从青年队到国家队都一直带我的教练。他是一个性情很温和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很少见他发火。不过，在他少有的几次发火中，有一次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那是1991年，尹指导带我和刘国梁刚进国家队时发生的事。那回，我们师生三人一起到朝鲜打国际公开赛，去之前队上对我们这两个“新秀”抱着很大希望，我俩也是劲头十足。可没想到到那儿之后比赛刚一开始我们就都惨遭淘汰，连身子还没热起来就得打点行装回程了！

　　那天一从赛场下来，尹指导就把我和刘国梁狠狠训了一顿，其中有些说得很重。训完我俩，尹指导一个人气恼的回了房间。我俩也越发觉得自己不但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实在丢了中国队的人！我和刘国梁则情不自禁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骂自己怎么竟会那么没出息！哭够了，想透了，我俩决定主动去向尹指导做检讨，也向他表表我们今后要好好干的决心。

　　我俩轻轻推开他的门，见他正仰面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却仍涨得通红，显然是还在为我俩的事伤心。我们走到他跟随前怯生生地说道：“指导，您别生气了，我们今后一定好好干，当个争气的运动员。”听到有人说话，尹指导猛然起身见是我俩，脸上不禁又现出了怜爱的神情。他那眼神好像是在对我们说：“你们这两上小家伙儿，知道在你们身上寄托着多少的渴望？！”而那一刻他的这种眼神，从此也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让我永远也不可能忘记。

　　是啊，作为中国队的运动员，我的职责只有一个——为国争光！

　　梦难圆

　　也许有人会觉得：孔令辉在打球上挺顺嘛，该进专业队就进专业队，想进国家队就进国家队，简直是想啥来啥，干啥有啥！

　　其实，像每一个在自己事业上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人一样，我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比如，直到1995年第43届世乒赛之前，我都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运动员，在乒坛上并没取得太引人瞩目的成绩。而与我相比，刘国梁就强得多。早在1992年的中国公开赛上，他就已经因战胜大名鼎鼎的瓦尔德内尔而一鸣惊人了！

　　圈内的人们看过我的球后，也往往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我打球比较平筝，既没有十分凶猛的攻势，也没有明显漏洞，只是靠自己内在技术实力，在同对手进行着一个个回合的周旋。这的确是我的特点。我的球风就象的乒坛经历一样，总是在平和而漫长的磨砺中，寻求着升华和渐渐迸击出火花。

　　小时候刚学球时，我与当时的绝大多数孩子一样，用的是直拍。不过当练到两个月左右时，爸爸突然要我改成横拍，这就意味着，他决定让我从此走另一条与别人不同的打法之路。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挺独出心裁的决定了。

　　80年代初，正是直板快攻打法在国内乒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因为从容国团开始，几乎所有取得世界冠军的中国运动员都是采用直拍打法，而横拍打法又历来是欧洲人的特长，所以国内乒坛上的人们那时一直认为，中国运动员要想取得好成绩，要有一番作为，最限还是练直拍，打横拍很难有多大出息。而爸爸偏偏要做出不迎合主流打法的决定，也是出于他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产生的思考。他认为，欧洲选手之所以多年来一直采用横拍打法，并不只是由于这种打法比较符合他们的习惯，而是因为这种打汉具有着明显的优点，特别是其中包含了许多直拍所不太容易拥有的优势。比如，由于用直拍只能主要以球拍的正面击球，控球和进攻的范围、方法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限制；而从手腕的生理结构角度看，横拍打法比直拍打法天然地就具有能两面击球，更为灵活、更能产生多种变化的优势。事实上，从70年代初起，欧洲的匈牙利等国选手的弧圈球结合快攻打法，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并成为乒坛上的新潮流。既然外国人能做得到，那么中国人在横拍上也同样应该能够达到高水平，取得好成绩……

　　不过，在决定让我打横拍的同时，爸爸肯定也早已料到了练这种打法成材的难度肯定会很大。当时在国内，横拍打法并不占主流地位。要想到圈内人们的首肯承认，就必须练出实实在在的高水平，打出令人信服的好成绩。

　　从一开始学球起，我就一直处与自己水平高得多的对手们对抗的环境中。现在回想起来，这的确是爸爸有意为我做的安排。无论是在少年宫里从让15分起跟麻志刚的对垒，还是节假日爸爸特意让我与成年人们频繁交手，都使我心中拥有并持之以恒地保持了必须时刻全力向上攀升的信念。而正是在这种对自己现有球技水平的不满足心态中，我从小就养成了惯于埋头努力的性格。

　　其实，与大家看到的“一帆风顺”表象恰恰相反，我从来都觉得自己的球技与别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虽然心中一直做着世界冠军梦，但自己总是以为，要把这个梦变为现实，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留学”欧洲

　　进入国家队后，一件对我的球风球技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是1992年9月至1993年2月，队里派我到瑞典打了5个多月的球。

　　当时，由于欧洲人特别是瑞典队凭借横拍弧圈结合快攻打法已经压了我们好几年，所以国内从上至下都对这种打法很重视，而我也因此成了在这方面被重点培养和寄予希望的苗子之一。领导、教练们以为，要想使我们的运动员在横拍弧圈结合快攻打法上能尽快产生飞跃进步，就必须多多向欧洲强手学习。恰巧瑞典的卡尔玛俱乐部也提出想请一些中国运动员去他们那儿打球，我便被列入了出国选手的名单。

　　虽然已当了不少年运动员，出国也已出了不少趟，可一个人独自到国外去长期打球，对我来说却还是第一次。特别是我的年龄当时只有17岁，又连一句外语都不会说，所以出发前大家为我操了不少心。蔡振华指导甚至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孔，我真担心你不能平平安安地到达瑞典哟！”

　　临出发的前一天，正在上海出差的妈妈才得这个消息。她急如星火地连夜坐火车赶来北京，到达后又直接从车站赶到了机场。一见面她便塞给我一大叠写有各种英文日常用语的卡片，又忙着去找与同一趟班机的乘客，请人家在我从英国转机时多多关照……是呀，“儿行千里母担忧”，而我所要去的却是万里之外。

　　不过，尽管大家都在为我的独自远行而操心、担心，但他们却仍是下决心让我独自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我自己直到今天也仍在为能那次的“留学”经历而深感庆幸，因为它对我的球坛生涯实在产生了颇为关键的作用。

　　我所去的卡尔玛俱乐部，曾聚集过许多知名的乒乓球选手，至今，瓦尔德内尔仍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而我在这个俱乐部打球的最大收获，就是不仅拥有了在瑞典的俱乐部联赛上同瓦尔德内尔、佩尔森、阿佩伊伦、卡尔松等等当时早已大名鼎鼎的人物们频繁交手的机会，而且也在这种最近距离的直接交流中领悟到了欧洲人横拍打法的真谛。一些行家后来在评论我的球风时常说：“在孔令辉身上似乎可以看到瓦尔德内尔的影子。”的确，由于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他和其他欧洲选手的影响。我的球已有了一些与以往中国横拍打法不同的特点。

　　大战前夕

　　转眼间，1995年第43届世乒赛就要来临了。由于这次我们决心夺回已连续三届丢失的斯韦思林杯，比赛地点又是在天津，所以全队上下都憋足了劲。

　　虽然刘国梁和我都首次被列入了团体比赛阵容，但赛前我俩却并没引起人们太大关注。说实话，到底会打出什么成绩，即使我们自己心中也没多大底。我们终穷是年轻新手，还从未经历过如此重大比赛的考验。

　　不过令我们惊奇的是，在正定基地进行最后集训时，一向言语持重的尹霄指导却做出了十分直截了当的预言：“刘国梁和孔令辉在这次大赛上，肯定都会有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孔令辉，他和王涛一样，是最有能力和希望赢得单打冠军的中国选手。”

　　尹指导的预言，是出于他对我俩球技水平和竞技状态的透彻了解深入分析。他感到，现在我们已到了世界大赛爆发出能量的时候。

　　1993年从瑞典打球回后来，我的技术水平的确在渐渐向上跃升。以往中国持横拍弧圈结合快攻打法的选手，主要是在前三板进攻上比较有威力，而在相持球处理，球路，节奏变化上，并没有太多的长处。几年来蔡振华指导在带领大家实现技术上的新突破时，一直把增加球路和节奏的变化，提高在高速对抗中的相持和进攻能力，当成重点突击目标。我总结了自己在欧洲打球时收获心得，再把它们与自己速度快，正反手实力都好的特长融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磨炼后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现在这种既包含有欧洲人打法长处，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横拍打法风格。在1994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上，我赢得了单打冠军。而在1994年至1995年世乒赛之前的一系列国内和队内比赛上，我也一直保持了很高的得胜率，积分比其他队友高了足有200分。不过，虽已有有技术上的实力，但这并不说明在大赛上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每相到即将在天津拉开的战幕，我的心便总是怦然而动。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既然我们自1991年以来，一直在为中国队打翻身仗而苦苦磨炼，那么在大战将临的关口，我怎能有丝毫的畏惧退缩呢？

　　我做好迎接严峻考验的准备。

　　终露锋芒

　　天津世乒赛开幕后，中国队一上来就显示出势如破竹的气势，一路过关斩将，直向斯韦思林杯挺进。团体赛中我基本是在充当配角。尽管半决赛对韩国队时，我第3盘打掉李哲承为中国队拿到了颇为重要的一分，但到决赛就要与更强大的对手瑞典队决一死战时，人们想到的，仍只是到底该派刘国梁还是丁松上场。的确，此前我对欧洲选手的战绩一直不佳，在当时大家的心目中，打瑞典队不是我的长项。不过，整个的团体赛过程，特别是那场惊心动魄的冠亚军决赛，对刘国梁和我都无疑是一番洗礼。它鼓舞了我们战胜世界强手的信心，更燃起了我们奋勇搏击的欲火。那些日子，不论在场上场下我头脑中都只有一个念头在闪现：战胜所有对手，甭管他是谁！

　　单打分组赛我没遇到太强的对手，一路顺风地出了线。真正的硬仗是16进8时对法国名将盖亭的那场球，赛前人们都以为，这场球盖亭理应占据上风，而我则凶多吉少。作为欧洲凶狠派打法的代表人物，盖亭在乒坛上一直保持着骄人的战绩。他是1992年第25届奥运会的男子单打银牌得主，1993年世乒赛男子单打和1994年世界杯单打赛的金牌得主，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谁有理由把取胜的砝码压在我一方？不过，虽然别人这么看，我心中却并不太以为然。打球嘛，除了看过去的成绩，更要看现时的状态， 我觉得自己现在状态正佳，身上每一刻似乎都有能量要出来！

　　上场前，临时来充当现场教练的许绍发指导告诉我，要注意以多发近网球、多打对方反手位去抑制住盖亭攻杀特长的发挥，再在发球抢攻和接发球抢攻环节上大胆抓住机会，打他个措手不及。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耐心，对付盖亭这样的对手，绝对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切不可急于求成。

　　比赛开始了。盖亭显然想一上来就用他所擅长的快速大力进攻取得优势，而我则施展出自己反应快、变化快、正反手平衡的特长，灵活地与他周旋。虽然在与他的对抗中我基本掌握住了节奏，场面也不被动，但我发觉他的确是个不好对付的强硬对手，前4局我们战成了2比2平。

　　令我惊奇的是，当我和所有人都估计决胜的第5局将会成为胜负难料的最后恶战时，盖亭却方寸大乱，与前面判若两人！也许是在我那灵活多变的打法面前，他已感到没有了有效的应对之策；也许是在全场无数中国观众一边倒的加油呐喊声中，他已心烦意乱，这局球他竟只得了8分，拱手把胜利送给了我。

　　从这场球开始，观众开始真正注意我了。而此后我更是越打越顺手，8进4又胜了过去同样从未胜过的瑞典选手卡尔松，半决赛再过队友丁松一关，闯入了决赛的大门。

　　心想事成

　　打了那么多年球，我心中怀着的最大理想，就是为祖国夺取世界冠军。可当这个愿望终于将要实现时，我却像突然遇到了寻觅多年的好友，竟有些不知所措，连该说的话都忘了说。

　　同我一样，我的伙伴刘国梁在单打赛上，也遭遇了最最激烈的战事。在半决赛时他所碰到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瓦尔德内尔。如果不是他在午钧一发的决胜局最后时刻仍能咬紧牙关大胆出手，恐怕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就不会出现在我们两个中国小将会师的场景。而正因为冠军已稳稳地落在了中国选手手中，我与国梁又是最亲密的队友和朋友，当真的要走上争夺冠军的赛场时，我俩心中都不约而同地涌起了一股不可言状的情绪。我们都梦寐以求地怀着成为世界冠军的愿望，可眼前的情形明摆着我们中只有一个能成为冠军。这样的现实实在太残酷，我们真有些不知该如何去面对它！

　　赛前做准备活动时，尹霄指导见我俩的表情都蔫蔫的，便问我们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们告诉他，这场球我们还不知该怎样去打，他听到后并未立即作答，脸上却现出庄重肃穆的神情。他心里此刻想的是什么？又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为了迎来今天这样的时刻，尹指导实在已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几年来，我和国梁一直在通往乒坛高峰的崎岖道路上一步步跋涉，而作为我俩的教练员，尹指导不但在技术打法对我俩悉心指教，而且在生活中，他也在充当着兄长和挚友的角色。以往不论是在球场上遇到了难题，还是在思想上产生了波动，我和国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一切都告诉尹指导，请他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帮我们找到开心的钥匙。而正是由于我们师生三人一同度过了这上千个风雨相伴、同甘共苦的朝朝暮暮，尹指导才能对我和国梁此时此刻的心情有着深切了解。

　　“虽然这是一场在两个亲密队友之间进行的决赛，但你们还是应该尽全力把它打好，更不应有丝毫的犹豫或保留。你们之间的友谊的确很宝贵，但友谊同赛场上的竞争并不矛盾，相反应该成为你们奋发图强，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动力。这些道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们就会深刻理解，真正的友谊该是怎样的。一会儿要好好打，脑子里可不许有杂念！”

　　虽然尹指导在劝慰、启发我们，但我俩都看得出来，他此刻的心情也很不平静。是啊，当初在那两个流着眼泪向他表决心的小家伙，今天真的要走上争夺世界冠军的赛场了，他这个做老师的人，心中怎会不感慨纷涌，思绪万千？

　　那次比赛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是我取得了冠军。当颁奖仪式开始，我和国梁一起走上领奖台时，我心中虽然也高兴，但脸上并没怎么笑出来，甚至显有点不好意思。国梁是那种善于以奇着取胜的选手，而我对他的球路又实在太熟悉，所以我才赢了这场球。我在心中这样想：“国梁，这将是我拿了冠军，下回可就该轮到你了！”

　　说说心里话

　　讲到这儿，“我的路”也快要讲完了。当然，从我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到现在，又已过去了三年时间，这其间我又有了很多的经历。不过，这些事大家恐怕都已经比较了解，我就不必再讲了。我最后倒想对《新体育》的广大读者，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年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后，我回哈尔滨探家。虽然假期只有几天，但我想，别的事都可以不做，但有一件事必须得做，这就是到母校继红小学去看望老师和同学。到家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学校。离校门好远我就看到，全校的同学老师都正在那儿欢迎我。这会儿我才知道，为了我的到来，学校竟停课一天，大家还要特地为我举行盛大的欢迎活动。当从小同学手中接过一束束鲜花，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进学校时，我心中就甭提有多激动了，连眼泪也不知不觉流了出来！母校啊，你的学生刚刚取得了这样一点成绩，您就给了他如此巨大的荣誉，我怎能承受得起？！

　　那一刻，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祖国的重托，人民的希望”这句话的含意，并且从此更将这种感受深深铭记在心中，一刻也不曾忘怀。

　　近几年，我虽然也成了个比较有名气的乒乓球选手，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球迷中挺有人缘儿，但实际上我对自己的评价与从前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心中比以往还有着更多的危机意识。因为，在与世界强手的竞争中，我已再不是过去那个无名小卒，而成了大家煞费苦心研究对付的目标，哪怕是稍有一点松懈或差错，就随时都有可能败在别人手下。事实上，我也着实丢了不少次比赛的冠军，竞技状态也是明有起伏，所以心中总有着一种对自己的不满足感。体育界的老前辈们早就说过：“夺冠军不易，保冠军更难。”面对这难上加难的课题，我唯有时刻一丝不苟的钻研、保持勇往直前的拼劲，才可能在乒坛上继续站立住。现在我的年龄还不满23岁，在乒坛上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不负大家的期望。

　　对于关心我的朋友们，我特别要道一道谢意。平时你们给我写来了很多信，我知道，大家是多么希望我能回信，同你们交流一番。不过，我的业余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一年到头除了忙于训练和比赛，几乎任何别的事情都不能干；何况大家的来信太多，我又怎么可能一一回复？因此，只好各大家深表歉意了。

　　我虽然无法给大家回信，但还是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这个窗口，实现同大家的经常交流。

　　让我们今后多多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