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日报》记者胡建明

　　1999年9月份，我在上海采访国奥队备战奥运会外围赛的集训。采访期间，我找到我的校友———国奥队领队李晓光，想跟他了解一些情况。在聊天中李晓光提到某些球员可能要面临调整。挂完电话之后，我没有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但是边上的几名记者朋友却从我们的通话中了解到这个消息。

　　很快，杭州的《都市快报》和河南的《大河报》把这个消息刊登了出来，里面说到李雷雷和舒畅将离开国奥队的事情。中国足协对此非常不满意，最后发布处罚决定，取消我所在的《无锡日报》以及刊登这个新闻的《都市快报》和《大河报》继续采访国奥的权利。

　　在处罚决定下来之后，我们报社就找了几个人去北京和中国足协谈判，要求只要中国足协取消处罚决定，这件事就可以完结，但是那个时候中国足协根本就没有理睬我们的要求，反而认为这样的处罚是非常对的。

　　中国足协不愿意撤销处罚决定，我们只有起诉。在我们报社所在的区人民法院，我们告中国足协侵犯《无锡日报》的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20万元人民币。法院受理之后，随即向中国足协开出传票，并且在一审判决中，我们胜诉。法院判决中国足协要向《无锡日报》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数万元。

　　第一次官司失利之后，中国足协不服一审判决，开始准备上诉。他们在回到北京之后，聘请了一个律师团，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并且花了不少钱在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搞专家座谈，为自己壮大声势，与此同时他们还聘请了上海和北京的5位知名律师为他们作辩护。他们还要求把二审的地点改到北京的法院去，但是无锡中院否决了他们的这个请求。等到开庭之前，中国足协的领导除了王俊生没有来，其他头头都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国足协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不妙，二审他们还是要输。为此还有高层人物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希望通过他们调解此事。在上面的压力和调停之下，《无锡日报》答应中国足协提出的法庭调解。但是第二次开庭的时候，法庭调解并没有成功。接着我们就开始庭外调解，经过我们让步，最后中国足协答应撤销处罚，并为此向《无锡日报》赔礼道歉，并承担诉讼费用；而我们则收回诉讼状。

　　让人感觉印象很深的是在这件事中中国足协前后的态度。刚开始我们第一次派人去北京谈判的时候，负责接待我们的新闻办工作人员态度傲慢无礼，打着官腔，问我们报社有多少人之类的问题。但是在中国足协一审败诉之后，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个大转弯，找借口说当时是因为事先没有和我们沟通好。我们也因祸得福，后来世界杯去韩国采访，本来我们市级新闻媒体是很难得到采访名额的，但是我们一个电话过去就搞定了，后来还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这是国内第一起新闻媒体起诉中国足协的事件。中国足协又要靠媒体，又害怕媒体。对某一个报刊媒体的封杀，最终对他们只是有百害无一利。从以前那件事中，他们是不是得到教训，我现在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