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仅仅是“3·15”一天的话题了。

甲A十年，受伤最深的中国球迷欲哭无泪

张帅后悔莫及

甲A赛场上，此番景象屡见不鲜

　　本报记者晏秋秋王亦君　　今天，是3月15日。这个从国外舶来的普通纪念日，已成为中国消费大众维权的一面旗帜。在这一天，中国消费者的腰杆最硬、底气最足。

　　而很少有人关注的是，同样是“消费者”，同样面对陷阱丛生、黑幕重重的“消费领域”，在3月15日，中国足球球迷的维权之路，却显得那么漫长。

　　球迷们花了钱，买了票，却往往无法欣赏到“货真价实”的比赛。更为尴尬的是，足球“消费者”不知，利益受损后的一腔怒愤，该向何处发泄。

　　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表示，目前有“四大毒瘤”，阻碍了中国足球的发展。在这名中国足球“当家人”看来，这“四大毒瘤”就是青少年运动员更改年龄、赛场的严重违规违纪、不公平竞争和赌球。

　　最近一周，本报记者通过多方调查，查探中国足球的生存现状。在3·15这个特殊的日子，本报将“调查白皮书”公布，并追问一句：毒瘤不除，谁来为球迷维权？

　　青少年球员改年龄——小人国中的大人

　　在一份由中国足协宣布的正式通报中，揭示了这样的数据：在881名参加国家少年集训队和U－17冬季训练营的运动员中，有125人骨龄超标，占14.2％。其中，骨龄检测超标人数较多的3家俱乐部，是浙江绿城、四川全兴、厦门红狮。

　　与略显枯燥的数据相比，2001年，一名国奥队员的口误，让“青少年更改年龄”的问题，暴露得更为明显。当时他回忆说：“在我13岁那年，看了意大利世界杯赛。”如此推算，2001年，这名国奥队员已是24岁，超过了规定的23岁标准。

　　青少年球员虚报年龄在中国足坛由来已久。造假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身体条件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青少年训练阶段，比别人大一二岁，就容易显得出类拔萃。不过，在淹没其他正常年龄球员潜质的同时，这些“小人国中的大人”，发展前途也常常是灰暗的。

　　在中国足协所在大楼的3层尽头北侧，有一间屋子是平时很少有记者光顾的，而这里可以说是中国足协抵御青少年运动员更改年龄歪风的总部。注册办公室工作人员叶荔的工作对象，大多数时间是一堆枯燥的数字，而她这里“最值钱”、也花费了最多心血的，是骨龄检测汇总数据库。

　　截止到3月12日，登陆在这个数据库中的青少年球员数量为12782人，骨龄不合格者总数为2727人，占全部受检测人员的21％。叶荔回忆道，2001年底第一次采用这种方式时，有的队中超龄队员竟达到30％。

　　说起造假手段，真可谓五花八门。

　　球员的户口是第一道关卡，但有的人改年龄、改户口，甚至改姓名，还有个别的连自己父母的姓名也一起改了。有的不光有一套真实的身份，还有两套，甚至三套身份，根据需要拿出适用的名字、年龄、父母姓名。

　　检测骨龄是第二道关卡，但由于整个过程不是全由中国足协掌控，因此也有许多“可操作”的地方，比较普通的做法是顶替拍照、偷换X光片。不得已，足协准备在专门提供的片子上进行加密处理。

　　当然，这些年来，足协也加大了打击力度。2001年，国家少年集训队中骨龄超标的就被“砍”了十几人；去年，入选U－17国少队的山东鲁能俱乐部球员杨林林，因将实际出生日期1983年1月改为1986年11月，结果在全队备战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前夕被开除出国少队，禁赛两年。

　　足协联赛部副主任马成全坦言，依据骨龄测算年龄，其实这在国外原本是预测运动员运动寿命的一种参考数据，在我们这里却成为查处超龄问题的依据，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赛场严重违规违纪——频频竖起的“中指”

　　很多天后，有人问周宁：“你当时为什么竖中指？”周宁没有回答。

　　作为中国球员中第一个被查证向球迷竖中指的球员，周宁为2002年8月25日的这个举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取消当年余下所有比赛资格，罚款1万元。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翻开中国足协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处罚记录，一连串的名单，触目惊心。“停赛5场、罚款1万元”，这是一个“常规处罚”。近几年，有超过20名球员，遭受这一处罚。其中，不乏知名球员，更不乏国脚。

　　频频竖起的“中指”，让中国足协有些措手不及。阎世铎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曾无比愤慨地表示：“谁再有类似举动，杀无赦。”南勇和杨一民也有过类似表述。足协一名工作人员曾不解地说：“你说徐云龙那么大的腕儿，怎么这么不注意呢？”

　　球场上的“表演”，是多种多样的。有一名国脚赛场踢人，赛后解释说：“他往我腿上吐口水，我去擦擦。”有人留洋回来，每次失球都要说声“F×××”。有人对裁判判罚不满，当着电视机镜头，开了一句“国骂”。

　　再往上，郝海东“吐痰”，范志毅打架，魏群摔衣，从“十年甲A”的一开始，赛场违纪就是一场危机。

　　作为公众人物，球员赛场违纪，具有放大“一千万倍”的恶劣影响。据了解，在一次一名“称霸一方”的球星冲入酒吧打架之后，此后3个月，当地派出所处理了近10起类似事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球星们对赛场违纪一事，显得“肆无忌惮”。俱乐部在背后的“包庇”，显然产生了不良影响。不止一家俱乐部，在袒护受罚球员时表示：“他不上去，谁上去？这是为了球队利益，一人受罚，全队出气。”

　　去年，当中国足协对一名球员宣布处罚后，该俱乐部老总曾公开说：“罚吧，多罚点也没事，我们可以代球员交，就是希望停赛少点，够意思就行了。”尽管表面上，该俱乐部也对球员进行了追加处罚1万元，但当月该球员的工资，就增加了1万元。

　　从球员角度而言，比赛胜负压力的增大，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让球员们迫切需要用“出格”来表达自己的“清白”。去年一场联赛中，曾出现两队球员“打群架”的现象。赛后，一家俱乐部对“积极参与冲突”的球员，给出口头表扬，而另一些“明哲保身”的球员，则被认为“对俱乐部不够忠诚”，有些立刻被打入冷宫。

　　不公平竞争——“虚火”烧出了什么

　　去年11月22日，一名申花球员在京沪大战后，参加了兴奋剂检测。当然，他看到北京国安队的张帅也在检测，“他看上去很兴奋，赢球了嘛。”

　　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两年前曾以“泡吧事件”闻名的张帅，却在那一刻，成为中国足坛首起兴奋剂事件的主角。

　　尽管中国足协在今年2月初公布的处罚决定中，只是语气平和地称张帅在“比赛后进行的兴奋剂尿样抽检中，A瓶和B瓶尿样均呈麻黄碱阳性，”没有涉及到他是否属于误服，但人们还是愿意善意地倾向于张帅少不更事，因感冒后服药不慎而遭致6个月的停赛处罚。

　　对中国足球的“不公平竞争”状况而言，兴奋剂，或许只是小事一桩。中国足球的“虚火”，早就烧出了许多“怪现状”。

　　3月2日，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作了裁委会工作报告，里面用“不团结、讲派系、靠关系”等词语，描述了裁判队伍中的不良风气。

　　谈到敏感的“黑哨”事件，南勇说：“中国足协在查处裁判员收受俱乐部钱财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所有‘问题裁判’进行分类处理。在规定时间内主动交代问题的，按事先交代的政策处理，问题严重的给予停止执法资格、清除出队伍的处罚，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置。”

　　这可能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官方对裁判工作的第一次明确表态。和那句“中国足坛肯定有假球黑哨”相比，南勇讲话所揭示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希望来自于惩罚。2003年1月31日，在“龚建平”案宣判后两天，中国足协挥出重拳，对6名替俱乐部送钱的“中间人”，给予禁止从事足球活动并各罚款10万元的纪律处罚；对6家俱乐部开出430万元罚单，对董罡、郁知非、潘强、徐明、秦明、沈强6名老总，给予严重警告处罚。

　　一名参与了当时政策制定的足坛高层人士，事后透露：“那次处罚很痛快，没有一个人‘反弹’，包括那些足球俱乐部的老总。做错了事，当然要接受处罚。”而让这名高层人士印象深刻的一句辩解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在中国足坛，只有不公平，才是公平的。”

　　果真如此吗？直到今天，中国球迷的血还是热的。但谁也无法保证，“虚火”刺激下的中国足球，究竟还能给球迷多少希望？

　　赌球——盘口是“万恶之源”

　　毫不夸张地说，赌球问题，是中国足球的“万恶之源”。

　　“深圳主场让半球/一球对金德，北京现代主场让半球对辽宁”……这是“末代甲A”开始之前，澳门赌球公司开出的盘口。两天后，深圳队主帅朱广沪气愤地说：“什么盘口，干嘛要开到我们头上来？”

　　盘口的存在，让早已失去公信度的中国联赛，更多出了一些遐想的空间。面对“赌球”，众多足球俱乐部表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而中国足协却采取了“如临大敌”的态度。据了解，中国足协曾就“甲A联赛的专利性”，与澳门赌博公司展开交涉，结果无功而返。

　　“以前，我们也不清楚盘口的事情，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中国足协一名官员，如此表示：“不了解对手，你怎么去战胜它？”

　　而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澳门赌球公司，能将甲A联赛“分析到骨子里”，因此，客观上盘口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精神上的一道“魔咒”。

　　其实，赌球在中国足坛早已有之。马明宇曾经坦率承认，2002年世界杯赛期间，中国队与哥斯达黎加队比赛之前，他曾托朋友押了2万元“中国队赢”。事后，马明宇说：“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球员，都能像马明宇这样，“赌球而不卖球”。

　　去年，甲A联赛中发生过一起非常著名的“封杀事件”。一名很有实力的球员，在一场关键比赛中出现几个低级失误后，被俱乐部“封杀”。俱乐部方面表明的态度是，赛前，该球员与几名“神秘人物”有所联络，此后发挥失常。而这几名“神秘人物”，被怀疑来自赌博公司。

　　对此事，中国足协也有所耳闻，“但这家俱乐部并没有报上来。如果报上来的话，我们当然要进行查处，必要的时候，还要请司法介入。”显然，中国足协迫切需要一个“典型”，来表明“杀无赦”的决心。

　　“从我的观点看，很快就会有这样的典型，因为中国足协的决心很大。”一名俱乐部老总这样表示。

　　每年3月15日，是维权日。但，维权并不仅限于“3·15”。对中国足球而言，割除阎世铎所说的“四大毒瘤”，就是彻彻底底的“维权”。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在“四大毒瘤”的压迫下，中国足球早已“血脉不畅”，事实上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维权”之路，再艰难，再坎坷，注定也要走下去。毕竟说到底，维护球迷之权，也是维护中国足球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