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职业俱乐部的

　　意外死亡

　　在CBA里，明基新浪一直是一个职业化篮球俱乐部的样板，姜丰年在当初率部加盟CBA时，也自言要成为一支“为CBA加分”的俱乐部。然而想为CBA加分的他们最终却发现自己虚弱疲惫，无以为继。当他们给自己贴上水土不服的标签，收拾包裹离开后，这个意外死亡于CBA之中的职业俱乐部，具有了某种生理样本的意味。

　　■记者徐梅

　　姜丰年曾自言，自己是一个花钱很抠的人，尽管做的是烧钱的互联网，他也是稳扎稳打，谨慎小心的。但是对于篮球，因为热爱和了解的原因，他一向有投资的愿望。在加盟CBA之前，他曾经赞助过刚刚组建的新一届中国女篮，还有过购买一支NBA球队的想法。

　　组建新浪狮队加盟CBA，个中有他对篮球的热爱与呵护，更是一份精明的投资。台湾职业联赛停摆，他“搭救”的只是台湾职业篮球的四连冠——宏国象队，且初衷只接手几个一线队员，后因宏国象队坚持“共进退”的立场，最终他才不得不整队接手。

　　姜丰年接手宏国象队后，该队在台湾参加了一年甲组比赛，但这个比赛属于半业余性质，属于回馈性的比赛，从中获利不可能，最大的效益就是广告效益。“新浪网是全球性的企业，自然希望能往视野更广的地方发展……决定出走，除了大陆让球队有发展空间之外，看好大陆未来的篮球市场也是重要因素。”老球员周俊三在自己的口述自传中坦诚道出感情之外的利益趋向。

　　大手笔遭遇“黑社会”

　　正因为看好内地篮球市场，姜丰年在苏州的投资可以说是大手笔。球队第一年住在距离苏州有30分钟车程的胜浦镇，尽管这个小镇僻静古老，但新浪队员在形容当时的住宿条件时用了“美仑美奂”这个词，姜丰年投资一百三十万将一座宾馆改造为新浪会馆，内设咖啡厅、卡拉OK、按摩室，“和度假村一样！”其后，因为地方过于偏僻，姜丰年在听到“在这里像坐牢”一样的说法后，转而弃用这个豪华会馆，将苏州的闹市区广场酒家的附楼租下，装修为新的会馆。在这里，新浪球员每人一个小套间，还设有会客室和娱乐室。会馆设计精心，通往球员房间的走廊地板都别具匠心，紧靠墙壁的地方，铺上了长长一道鹅卵石，温馨别致。

　　据知情人透露，新浪俱乐部同广场酒家的合同一签十年，显然姜丰年最初打算做的，是一个长线投资。既然是长线投资，姜丰年自然明白想要收取回报需要耐心。就在记者2003年一月份采访他时，他也还是神情淡定从容，说起第一年净亏两百万美元，他也没有心痛得跳脚，倒是很平静地给第二个赛季作了预算，“也不指望盈利，亏损能减半就行了”。

　　然而短短一个多月后，他就下了那样一个惊人的决定。对于这样的的决定，时任主教练邱大宗自言，“并不突然”，他认为球队战绩是一方面，而更大的原因是“球团的经营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对姜丰年的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地追问过突变的原因，意冷心灰的他始终言有不尽。时任俱乐部总经理黄俊达算了一笔账，说新浪在退出前的那个赛季里净亏120万美元，全都姜丰年一人承担。但是如果这样的亏空早在预料之内，亏损不应该成为姜丰年退出的最终原因。真正让他灰心的，应该是在彻底看清所处环境之后。恰如他在挥别CBA时所言，“没有五年十年的磨练，球队的经营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自己的俱乐部因为出身特殊，即便等上十年，也未必能有所获。

　　在退出CBA的时候，姜丰年将所有的问题归结在新浪自身，称新浪自身有许多需要检讨的地方。而在避开大众传媒的另一面，他的一位朋友说姜丰年退出后说了一句话，“没办法，碰上黑社会了！”

　　其实就在2003年1月，他在苏州接受记者专访时，便曾表露了对CBA裁判执法不公的强烈愤慨，甚至表示如果这个环境再恶化下去，“新浪不排除退出联赛的可能”，他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自己会像足球圈掀起扫黑运动的浙江绿城老总宋卫平一样，“把中国篮球的桌子掀开，让大家看一看这下面到底发生着什么？”

　　但是在那天采访结束后，他再三叮嘱记者，这些谈话仅限于彼此间私下的交流，希望记者千万不要写出来。2003年3月9日晚上，记者得到新浪将要退出的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姜丰年，原以为他会慷慨陈词，结果电话那端的他异常平静克制。

　　他把所有的不满都用“不适应”来表述，“我们至今不适应主客场、不适应执法尺度、不适应赛制安排，队伍充满了挫折感和失望的情绪。”

　　记者问他，“当初你率领他们加盟CBA时，心中应有长远的规划，俱乐部的前期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放弃了？”他的回答无奈中带有几分愤懑，“当初带他们来CBA时，我说过新浪不要任何特殊照顾，一切全凭自己的本事。如果沦落到降级，也绝不要任何保护。这一个赛季，我们从台湾挑选了最好的球员，结果战绩更差。如果说是外援不行，两万（美元）的不行找三万的，三万不行的找五万的，这有意义吗？我们的队员越来越老了，但是好的苗子轮得到我吗？不经过五年十年的等待，是见不到成效的。”

　　“裁判那柱香还是没烧好！”

　　他说自己在告别CBA的时候，会把个人及俱乐部对CBA的观点真实、全面地与中心方面沟通，“会有一些谏言，愿CBA更成熟、更赢得尊敬！”

　　他的那句“不适应”确实点中了新浪的要害，对于CBA来说，新浪是彻头彻尾的“圈外汉”，在这个圈子里混，要学的实在太多了。

　　全队上下除了助理教练张德贵，没有一个与内地篮球圈有交情的人。尽管邱大宗学会了在比赛前拜访对方教练，但是双方的理解和认同能达到什么程度还是个问号。人们常说CBA里是有圈子的，也经常可以听到哪几个俱乐部、哪几个教练关系较旁人更为亲密的说法。传闻无据，但联赛每到关键时刻，一些俱乐部为防止教练“送礼”，专门派出俱乐部高层人员一线督战却是事实。对于新浪来说，球员的圈子、教练的圈子、球队与裁判良好关系的圈子，一个也不沾，孤身作战的日子注定是艰难的！与姜丰年的隐忍克制相比，时任主教练邱大宗的表述显得直白犀利，他把矛头直指裁判，称联赛前全队曾专门举行过祈福仪式，“但是裁判那柱香还是没烧好。”

　　球队战绩不佳直接挫伤投资热情，而冷静分析之后，对未来更感无望。在无人提携、相助的情况下，球队想要有所作为只能靠提高战斗力，但新浪现已集结台湾一岛精英，战况一败涂地。找外援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最终要靠吸纳“新血”，姜丰年笑言，“看着朱芳雨那样的高大灵活球员，真是羡慕得流口水，但是我是不可能得到他的！”在告别的时候，他曾几分感伤几分艳羡地瞩目于广东宏远，“真的是要祝福陈海涛（广东宏远俱乐部总经理），有那么年轻优秀的球员，但是他们也是经过将近十年的等待，苦心经营球队，才有今天……”

　　当明基新浪挥手与CBA告别时，整个事件裹胁上了太多复杂的情绪。而如果仅把新浪的退出，作为一个投资行为来分析，在看清这个当初寄望甚高的新环境既缺秩序，又乏生机，自己又没有趁乱发财的手段，姜丰年又能拿什么许自己一个未来，来支撑一个赛季百万美金的巨大亏空。

　　撤资，是这个职业俱乐部投资人最理智的选择！

　　贩卖着草皮、塑胶跑道以及姚明

　　当CBA中惟一盈利的宏远俱乐部都自豪地对外宣称他们的球员没有经纪人时，体育经纪人这个上世纪20年代已经在美国诞生的职业，在中国，在CBA中，却成为一个异常尴尬的头衔。

　　■记者徐梅 摄影|胡渝江

　　“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战斗，非常非常困难！”27岁的高雷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他说自己在最苦恼的时候，甚至想过不干这一行了，“我都考虑过是不是可以去当个记者！”

　　他的职业是篮球经纪人，他的合作人或者说是领导叫夏松，因为成功运作了王治郅、巴特尔登陆NBA，并以一己之力将无名小子薛玉洋成功推上NBA秀场，一举成为篮球经纪人中的明星。然而背靠着这样一棵大树，高雷却时常感到困窘迷茫。在采访结束时，记者说还要去访问其他一些经纪人，高雷说，“去吧，他们一定像我一样，在战斗，在挣扎！”

　　“人口贩子”或者“汉奸”

　　其后的采访印证了他的说法，包括姚明的中方经纪人陆浩在内，都体验着体制桎梏下的无力。一如高雷所言，“我们现在能为我们的球员做的，微乎其微！”

　　夏松、高雷、陆浩都是中国篮协首批注册经纪人，更确切地说，他们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批在篮协注册的经纪人。2002年5月，他们一同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篮协举办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经纪人资格考试。报名的一共有15个人，夏松的考号排在第一个，号码是0301,而高雷、陆浩紧随其后，这个号码后来也成了他们的经纪人资格卡的编号。

　　考试内容并不复杂，15个考生全部通过，其中年龄最小的冯凯利在考试当年甚至还是一名大四学生。考试通过之后，中心开始为他们办理注册手续，要求每人交纳10万元的保证金，有三个人因为这个打了退堂鼓，于是中国篮协首批注册经纪人的人数为12人。当年年底，供职于上海纷华体育经纪公司的袁刚和大学毕业落足于江苏江阴企明体育经纪公司的冯凯利筹措到了保证金，中心为他俩补办了注册手续。

　　领到经纪人资格卡之后，14个人各自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夏松因为自由穿行于NBA与CBA而闻名，陆浩则因为成为姚明的中方经纪人备受关注。除此之外，天津中体经纪管理有限公司的孙立平和北京亚特拉斯体育文化发展公司的郭麒麟也各有代理中国男篮和中国女篮商业赛事的大手笔。

　　然而更多的人沉寂无名，甚至有人自注册之后从未有过任何经纪活动，2004年年初，北京的两位经纪人向中国篮协提出申请，主动要求放弃经纪人资格，退还10万元的保证金。

　　组织商业比赛、为球员寻找商品代言、帮球队寻找外援，是篮球经纪人的主要经纪范畴。而作为篮球经纪人活动之首的“国内外球员、教练员转会”，他们的操作空间极其有限，这也正是大多数经纪人的苦恼之处。

　　尽管目前在中国篮协注册的男女成年俱乐部队已经多达54支，但球员的自由流动依然非常有限，并且无论是长期转会或者是临时转会，俱乐部或者球员本人都没有找经纪人帮助谈判的意识，全都是直接联系。有的时候甚至连球员本人也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2003年薛玉洋在与星际公司签定了代理合同之后，他的经纪人夏松和高雷却无力把握他的去向，眼看着新疆广汇用金元政策同他的母队河南男篮之间达成交易。

　　这件事情给年轻的经纪人高雷极大的挫败感，“球员不能决定自己，他想去哪里，由不得自己，而我们除了为他提供一些信息，帮他做一些利弊分析，也完全不能把握他的方向和命运”，高雷感叹自己除了能给球员拉来一些赞助合同，帮他们挣点钱之外，“在球员的事业发展上，无能为力！”

　　和多数经纪人一样，在国内球员经纪范围有限的情况下，高雷和夏松的大宗业务来自外籍球员的转会代理，这一点让高雷有点郁闷，在星际公司成立之初，夏松和他一起为公司发展做远景规划，“给俱乐部找外援从开始就不是我们的主业，但是现在它的确是公司经济来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公司成立4年来，经他们介绍来华试训的外援人数超过了60位，他们在这四年里签约的本土球员却只有巴特尔、李楠、唐正东、薛玉洋、莫克5个，而这个阵容却已经算得上是国内球员经纪代理的豪华阵容了。

　　这五个人里，巴特尔和李楠因为在各自的俱乐部中已经有一定的地位，“自己能做主”，签下来非常顺利。在与江苏小将唐正东签约的时候，整个过程非常艰难。高雷说这很正常，“在俱乐部眼中，经纪人好像就是来挣钱的，他们永远盯着你做的某一件损害他们利益的‘坏事’，而不会看到你所做的一千件好事！”

　　而对于那些想在职业生涯里有所作为的年轻球员来说，跟夏松或者是高雷签约，代理一两个广告，多挣几个钱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NBA”才是夏松的金字招牌。也正因为这个，构成了俱乐部与经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俱乐部要依靠夏松的海外关系寻找到理想的外援，另一方面，他们也时刻提防着夏松撬走本俱乐部的优秀年轻人，鼓动他们去NBA发展。在私下里，甚至有一些俱乐部负责人把夏松等经纪人称做“汉奸”、“人口贩子”。

　　这种敌视和防范，高雷说自己都能够感受到，夏松也应该是心知肚明，因为这些责难和实际工作的障碍，高雷一度甚为苦恼茫然，“我找夏松谈，希望他给我一个答案。”结果夏松没有给出答案，“他说了一些什么话，反正不是我要的答案，我索性就忘了他说的那些话，继续这样茫然地做着！”

　　在地下默默经纪着

　　陆浩则表示姚明是他最大的一单生意，“无论是从经济收益还是从社会影响，都可以这样说。”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不能靠给球员做经纪人来支撑公司。

　　在他的名片背面，写着他们公司的业务项目。“职业俱乐部优秀运动员经纪代理”只是其中一项，且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一项。排名第一的是“体育赛事推广”，之后是经纪代理，接下来还有“土耳其人造草中国总代理”、“塑胶运动场地铺设”等等。

　　在他手中，除了姚明之外，还代理着几位篮球运动员，他说不方便透露他们的名字，“球员中，还没有这个环境。除非是你要出国，否则在国内，你要找了经纪人，人家就会用那种口气对你说，‘找了经纪人了哈！’”

　　抛开与国内客户的“地下关系”不谈，还有让人窘迫的状况。“很多中国球员不明白，我找经纪人干什么，经纪人能给我带来什么？”在公司里负责国内球员代理的高雷有同样的苦恼，他说在公司成立之初，他们的设想是把国内顶尖的球员全部都签下来，“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们都签下来了，如果你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呢？”

　　陆浩说造成这个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这一点作为经纪人的他们无力改变，只能等待。曾在中国特色的体育体制中成长，成年后又在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中历练，了解给了陆浩一份平和冷静。这样一个冷静客观的人，谈起篮球人才市场的放开和繁荣时，自然不会做漫无边际的畅想，有的只是一份务实和坚定。“足球已经有一种说法了，以后符合条件的，都不再进行摘牌，而是直接由经纪人运作，为他们协调与俱乐部的经济关系。如果这样的话，球员经纪这一块儿市场就大了！篮球职业化的程度不如足球，但是这个趋势应该是相同的，需要时间就是了！”

　　高雷说自己也同样渴望着篮球人才市场的变革和开放，希望有一天，自己所代理的球员能够自由选择去向，“去他真正想去的球队，为自己打球！”到那时，他说自己的工作会更加简单、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