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 月5 日 WED 晴－雨

　　今天是县屠宰场今年第一天开刀，以后连续两个多月，全县一年的牧业成果很大部分要在屠宰中体现，这在当地是个大日子。

　　昂强领我去屠宰场，这是我的第一次，竟然也是她的第一次。过去她从不敢上屠宰场，现在是县长了，不敢也得敢。屠宰半机械化，每天可杀300 头牛，1000只羊。今天杀牛。黑色的牛一头头倒挂，活着的乱挣乱叫，被传送链送到带白帽的阿訇面前，只见雪亮的大刀片一闪，便象从水桶里哗哗倒出红到极点的粘血，顺着一条沟槽流进黄河。接着移动到下面工位，迅速地剥掉牛皮取出内脏。黑色的牛和红色的肉一队一队倒吊移动，在蓝天下可真够壮烈。看了很久。昂强倒也算镇定。她三十六八岁，高原的风吹日晒使她显得黑瘦。可她比那些年轻貌美的姑娘更让我感到是个女人。说不出为什么，在心里我并不把她当成县长。旁边的干部和她讨论羊羔育肥当年屠宰的问题时，她激烈地说小羊羔一个个那么好看，活蹦乱跳就要断送生命简直是造孽！当然做为县长她最后不仅得亲自推行这个减轻草原负担加快周转的措施，还得请她曾在察郎寺当大活佛现任人大副主任的哥哥出面说服牧民。中午在食宿站吃了碗面片，甚难吃。一少妇在另一桌喂小女孩，女孩指我：“他也吃饭。”少妇说：“他吃得多快，你也快吃！”与我相看一眼，又说：“你不快吃，他吃完了就把你抢走！”我想这女人说的好没道理，我抢个小孩子什么，要说抢她还勉强能说通。

　　下午在人大办公室见到一个州文联下来收集传说和民歌的人，戴眼镜，向后梳的头发老长，看不出是藏族，可昂强说他还是个满大的活佛呢。我请他举个藏族情歌的例子，他说了个大意：“河水碧蓝清澈的时候，忘记了游泳，冰冻三尺时，后悔已莫及；青春年少时，没跟你相爱，衰老时，后悔已莫及。”和办公室舒主任聊了许久。他是湖南人，解放军南下时参军，到越南剿过匪，在朝鲜打过仗，去苏联受过训，差点当上第一批洲际导弹发射员。只因为说过一句苏联飞机质次价高被强行转业。到青海参加平叛后就留下来。他脸上班斑点点溃疡出血，那是高原紫外线长年照射的结果。去年他带女儿到上海治病，二个月花了四五千元。他说牧区人进一次大城市便使劲几花钱，全用于挥霍。他当年在航校的同桌同学现在已是大军区的副司令了。如果1957年他没说那么一句话，现在会是什么样呢？

　　晚饭在昂强家吃。女儿卓玛烙的芝麻糖饼。我喜欢卓玛，她的美丽使人难忘，而且非常文雅，成熟，一点不象13岁。

　　饭后我和孩子们下跳棋。送走谈工作的客人后昂强也参加进来。她用放牧解释跳棋：“最好的放牧员是把牛放得散散的，牛才能吃得饱饱的，回家的时候又能把牛收得快快的。一个也不落在后面。”昂强的爸爸是当年下果洛一个小部落的头人。1958年藏区叛乱后死在监狱里。她成了孤儿，被政府送进民族师范学校学习，走上现在的道路。她说她当年放牧的时候石头扔得远，上学后得了手榴弹全省第一，射击跟男的一块打也得第四。省里让她参加全运会，然后就留在省体委。她想起老人说汉人把年轻藏民骗到内地就不让回来，说什么也不去。干部们怎么劝说都不成，全骂她傻瓜。她还特地去问老师什么是傻瓜，从那以后方学了这句汉话。后来看到全运会的电影，那么热闹，心里直后悔没去，承认了自己确实是个傻瓜。

　　我请她帮我缝一个寄胶卷用的布套，一再说马马虎虎。随便缝上就可以。她却翻箱倒柜仔细选择布的颜色，怎样搭配，一针一线非常认真，还不时修改。她说我的包裹从高原一直走到首都，不能让人家笑话高原，连个布套也做得不好。

　　等着她缝布套，话题扯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上。她认为人不能过于唯物，这点我同意。记得在三十年代的《小说月报》上看过一篇小说，写一个当医生的丈夫没钱买尸体做研究，妻子死了，终于忍不住把妻子一刀一刀解剖了。听了我讲，昂强却说她不在乎别人割她的尸体，包括亲人割。我才想到藏族的天葬习俗使她不认为割尸不好。我讲的多没趣。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昂强说她是国家干部，死后不应当天葬，但是想到土葬在地下黑黑的，她在里面一定会害怕。

　　夜里被雷雨声吵醒。雨砸在铁皮房顶上，就象敲着鼓面，房子起音箱作用。虽然闭着眼睛，仍能看到闪电光亮。每一次闪，隔很久才传来雷声，在狂风中滚滚不息。我怅惘地想到此时宿在荒野上的情景。就要走了，想起来心中便忐忑，即使是达日的房子，相比也是舒适的。然而怕走却又想走，腻烦的生活终究不能让人久留。我向往黄河的波涛，盼望出航，将接踵而来的那些未曾经历的事情更使我欣喜。

　　长久地躺在床上吸烟，借闪电之光看着粉刷不匀的对面墙壁。这种时刻我往往反省过去，自己的和别人的。那些过去都是以形象出现的，却又能得到某种接近理性的总结。我对生命的热爱在这时特别强烈，而茫然又油然而生，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什么？这茫然永远伴着死亡的阴影。人类最悲壮最巨大的反抗莫过于对死亡的反抗，然而却注定又是最徒劳的反抗。每当想到终要一死，心里就泛起一切皆空的悲伤。再看不到雷电再听不到雨声，一切一切无影无踪消失在永恒的黑暗。为什么，为什么永恒的不是生命？为什么无限的精神非得囿于有限的肉体并且一定被那有限所毁？雷声狂暴地响着，雨水如从天上倾倒。人类曾对物质大自然进行过何等艰难的开拓，而对精神大自然的开拓则更加迷离恐怖，精神的大林莽没有后退的可能，只有披荆斩棘打通出路，建立坚固的精神堡垒，才能免受精神暴风雨的肆虐和精神猛兽的追逐吞噬。在精神的黑暗中，人们是多么需要光明的火和丹柯的心啊！

　　1984年9 月11日 TUE 雨－阴－雨－多云－雨－晴

　　醒来第一个意识是下雨的声音。出去看，天黑沉沉，阴得可怕，使我禁不住点起牛粪火。昨夜很晚才睡，心里有种异样感觉。今天就要出发，开始从达日到甘肃玛曲的600 公里漂流。此刻不知为什么希望雨下得更大，使我走不成。然而还是把行装一件一件收拾好。

　　昂强给我装了满满一罐羊肉。政府办公室给我打印了一封郑重的藏文介绍信。雨没有大，反而小了。但是天黑得压抑，黑得凄凉，让人不舒服。如果是蓝蓝的天，阳光灿烂。也许会振奋得多。不过收拾好，我已经决定，不管下多大的雨，今天一定走。

　　政府的小车把我送到河边。车里人挤得满满。从水文站的值班室把筏子抬到河边。这几天重新收拾了一番，筏子显得很整齐。行装一件件装上绑好。上回食物带少了，这回买了满满一旅行袋。

　　全体合影。雨停了，仍是那么阴。风很凉。每个山尖都挂着一层积雪，笼罩着烟云。和每个人握手告别。“没啥了不起”号下水了。撑离河岸，进入主流。我向他们挥手，他们向我挥手。走了很远，他们还在看着。昂强站在一个高坡上，人影看不清时还能分辨出她。最后，我看到吉普车从远远的桥上驶过。它驶向的达日县城已如沙盘上的模型了。我摘下藏帽拿在手里挥动，虽然知道他们甚至连筏子也不会看见。再见了，好人们。再见了，昂强。

　　又航行了，虽然在土地上站了十几天，感觉还是那么熟悉。一支接一支吸烟，离别的情绪久久不散。下雨了，由小到大，河面打出无数小涡，四面云烟茫茫，象是南方多雨的山区，山顶全在雾中。我把气床盖在身上，两边搭在小艇两旁，免得雨水流进舱。听着雨打在雨衣帽子上的声音，眼前不时积起一滴滴水珠滴下。我呆呆地坐着，漂啊漂。

　　傍晚听到了嘈杂人声，时有时无。开始以为耳朵有错觉。拐过一个弯，看到了帐房。人们告诉我，见到骑马或走路的人不要上岸，白布帐篷不要去住，只能住门前有牛羊的大黑帐房。黑帐房是本地牧民的，而轻便的白布帐篷是行路人临时搭的，也许会是流窜抢劫者。这个倒是黑帐房，不过又小又方，门前没有牛羊，怪得很。我靠了岸，爬上坡，才看见前面一块平滩上扎了许多帐房。看到远处的舍利塔和经幡，我明白这是个宗教活动点。可能是有什么事情，来了许多临时住的人。我不太愿住在这种阴森的宗教环境里，可是已经快7 点，阴森也比没住处强。

        一个很大的白布帐篷里，许多小喇嘛在念经。这是临时搭起的经堂。我在水中听到的嘈杂人声就是这里传出的。小喇嘛们看到我都笑起来，打乱了念经的秩序。

　　管事的出来了，他叫冬度。看了县政府的介绍信，让我在一个黑白条相间的帐篷里过夜，那是小喇嘛的“集体宿舍”. 晚上，烛火映照一个个小喇嘛的脸，成各种角度各种姿势看着我。不时进来一些人，非常主动地摸我衣服，掀开我的袖子看表。我值得研究的地方不少。冬度躺在我旁边。我跟他聊了几句，发现他汉话说得可以。他说我戴藏民帽子不好，说了好几次。问他为什么，开始只说因为我是汉民，后来问我帽子是不是县长给的（他知我认识昂强）。我想到这里好几个人说我的帽子是丫头给的，问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他大笑，说肯定是丫头给的。我也搞不请这帽子到底是男式女式，反正加吾不是丫头。

　　快睡觉的时候，更是有无数人围着我，捏气床，摸睡袋。月亮从山后升起，透过帐房缝隙照进。我出去，到河边吸烟（喇嘛住处不许吸烟）。黄河水无声无息地流着。天晴如洗，月光似银。八月十五后的月亮可真让人心醉，照得山影如童话世界。远处那些帐房透出酥油灯的光亮。只是喇嘛们纷纷出来做睡前撒尿使人扫兴。

　　回到帐篷却不困。为了明天的体力，把蜡吹了。冬度让我把藏帽放好，说是狗会进来吃帽子。我把那个丫头帽子塞到牛仔裤里。

　　1984年9 月12日 WED 睛

　　早晨只觉得阿卡们在我头顶迈来迈去，大声喧哗。我排除干扰，继续入睡。醒来近8 点，帐房极安静，一条狗在东闻西闻，没有一个人。外面传来童音组成的念经声。我收拾东西。一个老乡拿来奶茶。我问他喇嘛集中在这里的原因。这是个宗教活动点，不是寺院，平时只有部分喇嘛住这里。有活动时全体喇嘛才集中。老乡说活佛病了。集中起来给他念经，可是怎么已不见好，不吃不喝，活沸已经79. 雾散了，天晴了，令我高兴。在水里见到岸上帐房和人我总是打招呼。这是麦唐贡玛峡。水平稳，流速比上游快得多，在筏上写日记，如同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又能时时抬头欣赏周围变换的景色。用桨拨一下，便是一个“环摇”镜头。早就听见两个女人在河边大声议论我，当漂到她们跟前，无论怎么打招呼，她们都如哑了一样不予回答。等我漂远了，她们又在后面喊叫起来，久久不停。虽然还有长久不见人的时候，但总的人口密度比玛多高得多了。

　　中午漂过一个巨大的天葬场。三座山头扯满经幡，象蒙上一层蛛网。岸边堆着无数泥塑小塔，足有几十万个，水坝一样延伸。

　　五点多钟漂过昂强的家乡。她在我的地图上标过位置。和她讲的特征一样，左岸是高山，右岸是平滩。阳光逆照在左岸的山窝，美极了。半山间有冬窝子帐房的痕迹和牛粪堆。那就是昂强住过的地方吧？我想象童年的昂强是什么样，似乎看见她在眼前山坡上奔跑，茸一样的草地撒满金色阳光，洁白的牛粪烟向空中飘散，黄河水日夜不息地流，高山却永远不变。

　　当晚，我住在岗龙乡，和昂强的家只隔一道河湾，可以互相看见。

　　1984年9 月13日 THU 晴－阴－晴

　　从岗龙乡出发不久进入官仓峡。两岸山高，虽谈不到太险峻，与河源的开阔比，已是全然不同的风格。水又快又稳，走得很好，只是接近下日乎寺院时，有一段河面显得挺凶猛，但谈不上危险。

　　下日乎寺院是这一带的大寺。听昂强说过，与一般喇嘛教寺院不同，这个寺院的僧人不吃肉。在缺粮少菜的高寒地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过去他们把老百姓供奉的羊一直养到老死，不杀也不剪毛。羊身上的长毛滚成了毡。1958年叛乱时，几千只羊没人经管，到处乱跑，藏民再饿也不杀吃。现在看不到羊群了，却有上百只狗，又脏又瘦，懒洋洋地趴在经堂前面的开阔地上，只要一见到不穿喇嘛服装的人就一同吠叫，好似大合唱。这一带的弃狗大概都被寺院收养了。

　　一个叫洛寨的中年喇嘛领我到厨房喝茶吃馍。我看到那有一个喇嘛正在精心制作一种食品，把炒面酥油红糖和在一起，捏成巧克力色的小塔，上面贴着酥油捏成的花瓣。我殷勤地问是给谁吃的，言外之意是想尝尝。洛寨连忙说那是给菩萨的，人不能吃。这个寺院新落成一座佛像，洛寨领我去照相，但坚持要我站在正对佛像的中间位置照，似乎偏个角度就是对神的歪曲。然后强拉我去给一个小喇嘛看病。我反复说我不会看病，不会摸脉，不会扎针，什么都不会，他还是非让我去。小喇嘛嘴唇烧出了泡，摸头又是凉的，不知是退烧了，还是出冷汗，还是快死了。我煞有介事地摸摸脉，每分钟150 次，弱得快没了，我问治病的经念没念，洛寨说念了。我问没好（当然是明知故问）？他说没好。我说神都没办法我还有什么办法，只有马上送医院，一点不能再耽误。

　　离开时许多喇嘛尾随我，抢着要照相。河边又有好几十。等着看筏子出发。远看去，黑云，绿山，一片红喇嘛，煞是好看。洛寨要蹲在筏子上照相，做出划桨的样子，还用红布披在头上，一边一个小喇嘛。从取景框中看到我的“没啥了不起”号上蹲着这么三个，止不住大笑。

　　该出发了。昨天听岗龙乡的干部说寺院以下有激流和礁石，我穿上了救生衣。倒不是真重视他们的劝告，是想救生衣一次未穿过，别白带一趟。也是逢场作戏，让喇嘛们看个新奇。我随便问了一句下面能不能过筏子，喇嘛们都说不能，态度很严肃。我没当真，人们总是把不危险当成危险，小危险当成大危险。

　　下水后，漂了一段，河中确有几块石头露出水面，波浪也大些，可是算不了什么，不禁暗笑告诫我的人们，这就是他们说的激流礁石吗？过了那段水，太阳晒得挺热，我想是否把救生衣脱下，又决定等等再说。这个决定到后来可真是重要异常了。不久前方传来水的喧嚣，仔细倾听，这喧嚣不同寻常，不仅是表面的水浪憧击，还有一种内在的、从深处发出的、类似雷一样的轰鸣。站起身子，看到一段狭窄河道迅速接近，黑黑礁石好似野兽拦在路中。水面在那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撕裂成许多块，狂暴地摔打，形成许多个尖形浪峰，跳着激烈的舞蹈，大声喊叫。我再不笑话人家。使我担心的是那深处的雷声，它比水面的礁石可怕。我让筏子侧着漂，这样划桨可以横着动，寻找礁石间的空隙。尽量沿着相对水慢的内圆，穿过第一片礁石。大片的浪打进船舱，下身泡在水中。前面又听到深处的雷声，虽然没有礁石露出水面，可正是它们蹲伏在底下才把水搅得如此不宁。浪更大，更凶。不时有潜伏的礁石掠过眼底。它们仅在水下几十厘米让人触目惊心。越来越多的浪打进船舱。

　　我记不清那时的详细过程，只知全神贯注地忙于应付。桨几乎毫无作用，筏被力大无穷的浪任意抛来抛去。跃过一处狭口，回头看，也就十来米宽。想起上游上千米宽的河道，所有那些浩浩荡荡的流水都挤在这么窄处，心中暗叹。这里已如此。玛曲县以下那一系列大峡谷，水量还要大几倍，又该是什么情景呢？来不及多想，下面一处浪最大。浪比房子还高。为何比房子？因为浪在四面堵得严严实实使我想起墙，我在房子中间。筏子一跃而起，又上了房顶。跳梁小丑就是这感觉吗？房上房下跳了几次，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只觉得天地方向倒转了。看到头顶是一个深深的水坑，就听见耳边轰地一声，高台跳水时那种熟悉的感觉。只记得两手还用力抓在桨上，仅剩的反应就是要和筏子在一起。然而浪的力量是那样大，轻而易举就把我们打开了。水似乎正在强烈地旋转，我升出了水面。看了一眼筏子。它已经倒扣，三个水淋淋的轮胎圈反射阳光。四周浪围着它转，它却不动。只看了这么一眼，我又被浪打进深深水底。虽然和筏子隔得不远，可我身不由己，只能被波浪裹挟。又一次浮上来，看到两岸山峰。回头看了一眼“没啥了不起”号，它也开始移动。全部衣服都在身上，可救生衣的浮力并不使它们显得沉重。闪过一个念头：幸亏穿了救生衣，要不十有八九今天得死。我已经不害怕了，无论浪把我打得多深，救生衣总会把我带到水面。在那黑暗激烈的水里，救生衣的浮力把我向上拉时，我由衷地感到它是那么亲切，使我感激不尽。它象个舍命的好朋友，紧紧地拥抱着我，一次次把我从危险的水底拉起，一分一秒也不与我分离。那种被救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怎么也难以体会的。随浪冲了好一会儿，发现帽子一直漂在旁边，抓住塞进怀里，尽量减小损失，又觉得有点可笑。当时比一切都重要的是筏子，它是漂流的前提，也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没有向岸上游，一点也没想到那种扔掉筏子把我自己也扔在荒山里的行为，而是随着浪往下冲。一旦从水里浮出就看筏子在哪，能不能抓住。筏子一直在后面，一会远一会近。我几次试着向它游，都没效果。

　　最终明白，只有任浪裹挟，冲过官仓大峡谷这一段最急的水面，才有可能抓住筏子。我就任水冲了，尽量保护自己。前面多次呛了水，现在一看到浪迎面扑来，立刻转身闭气，反正有救生衣，不怕被打进水底。现在回想那时的情景，颇有一种壮丽之感。我从不爱使用波浪滔天这类词，然而那时每次头从水里钻出，总是和浪脸贴脸。两岸山尽管高，却看不见，只有眼前的浪和头顶的天，似乎世上只有这两者，确实是滔天。我随着浪旋转、奔腾。天上白云浮掠，那时我心坦然。危险的意识几乎没有，却产生一种美的感觉。不时被浪从礁石顶上抛过，如同抛一个玩具。每次都尽量用脚蹬礁石，免得撞坏身体。千百年的冲刷已使礁石变得光滑，但它的巨大有时得让我在上面连蹬好几脚，象三级跳远一样。整个过程中，始终不忘回头看筏子，它就象一条忠实的狗跟在后面，虽然倒扣了，还是那么美丽。两个包都绑在上面，没有脱离，使我放心。

　　终于，浪小了，水不再那么拼命喊叫，深处的雷声也消失了。前面是一块开阔平缓的水面。我游到岸边，站在水中，当筏子漂近，横着向它游去。在水中抓住筏子的一刻，我大声说出来：“死不了啦！”说得那么肯定。

　　把筏子拉到岸上，才感到那么累，喘不过气，心脏超负荷。马上感到冷了，刚才在水里却能忍受。脱下湿衣服，已经抖得难以抑制，如同那次给土德捞宝一样。偏偏一块小云遮着太阳，四面阳光灿烂，就是我站的地方是阴影。小云似乎在气我，久久不动。我忍不住对它愤愤高喊：“你他妈的还不滚开！…

　　防水袋没系紧，在水里时间也太长，进水了。两个照相机在水中电池短路，电子系统全乱套，镜头也泡得一塌糊涂。没法再用了。想当初为这相机花了多少精力，设想中的画册还没拍个开头就遭到这种命运，多少有点遗憾。不过也好，从此一身轻了。再不用费尽心思保护它们，再不用总惦着完成摄影任务，走到哪都象长个瘤一样挂着它，也不会再为镜头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烦恼了。

　　晾晒的东西摊了一大片。逐渐不那么抖了，我坐下吸烟。往下的水怎么样呢？一想心里就嗵嗵打鼓，算是体会什么叫心有余悸了。若是下面有更大的浪更窄的峡更多的礁石呢？这次没死也许是幸运，往下还是不死吗？我爬上高坡看，山挡住视线。前后都是没有路的大山，没有人烟。要想出去，水是唯一通道。不敢走水就只有原地呆着。呆到什么时候？食品吃完？精神崩溃？然后呢？还是出不去。所以再怕也得接着漂。我把救生衣绑得牢牢，筏子缆绳也系在腰上，准备好再翻。无论如何天黑前要赶到达休玛。岗龙乡的干部告诉我那儿有牧民帐房，还有个叫杨宗魁的　四川人。衣服全湿了，无法在外面过夜。何况小帐篷也掉进河里了。

        上帝保佑，再没有太大的浪。杨宗魁一再说我命大。从上游往下放木头的水手从没人敢走那段水。连对木头那都是个鬼门关，过不来的、撞坏的不计其数。

        老杨是羌族。他的爸爸和舅舅都从黄埔军校毕业，是当年羌族的军事首领。叛乱后他逃到这当木匠，娶了个藏族女人。文化革命那些年，他白天装成个只会干活的文盲，夜里听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

　　我们喝了许多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