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强势话语权与逻辑的混乱 -我看“龚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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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役职业四段龚涛状告《围棋天地》一案，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但《围棋天地》负责人的自我辩护明显缺乏逻辑性和法律常识，而某些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媒体由于自身与《围棋天地》的关系，在报道和评论中也具有明显的不合理的偏向性，并且充满了逻辑上的混乱。试列举如下：

　　其一，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围棋天地》杂志社策划总监周刚……举了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老聂的口头禅———“只要我不出昏着，就是天下第一”，也没有哪位世界冠军因此要跟老聂对簿公堂吧？’”看了这则报道，不禁对周刚先生的思维逻辑表示由衷的钦佩。按我的理解，周刚先生这话的潜台词等于是说：“老聂损害了世界冠军的名誉都没有人去告他，我损害你龚涛的名誉你凭什么要告我？！” ———一副强势话语权在握的姿态。只是可惜，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法律上说，周刚先生的话都充分显示出了他的幼稚和无知。———你大可以辩解说你没有违法，但你绝不能说“别人违法都没事所以我违法也应该没事”。况且，老聂的话也还算不上损害了世界冠军们的名誉，至少老聂还没有狂妄到指名道姓说能让某世界冠军一先的程度。

　　其二，据《体坛周报》报道：“王元……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以中国传统的谦虚精神来衡量，“受教”绝非侮辱、诽谤性的词汇，在围棋界，凡是两名棋手进行对弈，都可谓为“受教”。’”王元老师此话所犯的逻辑错误在逻辑学上叫做“偷换概念” ———彭时佳所说的“受教”绝非王元所指的“对弈”的意思。王元老师如果不是有意在进行诡辩的话，那只能说明作为《围棋天地》副主编的他与前面提到的该杂志策划总监一样，在思维上严重缺乏逻辑性。

　　其三，王元老师还说：“从文章氛围来看，龚涛起诉的不过是‘一个自大的人说的自大的话’。”王老师显然在回避问题的实质：自大的人说的自大的话如果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那么尽可由着你随便说，但是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利益，那么受损方当然要有所表示，而这些所谓“自大的人说的自大的话”是在哪里刊登出来的呢？当然是《围棋天地》杂志。

　　其四，王元老师又说：“如果说中国足球队赢不了巴西队，中国篮球打不赢美国队，这难道存在侮辱和诽谤吗？”很遗憾，龚四段与彭业余6段的棋力差距似乎没有这么大吧？由于王老师的这个比喻实在不伦不类，我就不扣逻辑学上的帽子了。

　　其五，《体坛周报》的谢锐老师在报纸上说：“在与彭时佳的对局中，按照彭时佳的记忆，‘我和他下过27盘，我赢了23盘。’也许与事实有出入，但说‘让先’终究还是有些依据的。”这话也是逻辑混乱：既然谢老师承认“也许与事实有出入”，那怎么还能叫“有些依据”呢？况且，这27盘是在什么状况、什么时候下的？彭时佳自己都表示：“现在又没有交过手，（让先）这事没法谈。”那彭时佳凭什么说“以前让先现在我还让他先”呢？以笔者为例，10年前我曾经赢过初学棋不久的梁博超一盘棋，而梁博超现在是职业初段，我是不是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可以让梁博超一先”呢？

　　其六，谢锐老师也举老聂为例：“老聂说过：‘李世石那水平怎么能拿三个世界冠军？我觉得他的棋臭。’那李世石是不是要和老聂好好地打场官司？”很不幸，谢老师的设问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就此事而言，假如李世石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与老聂打场官司。另外，谢老师也犯了与《围棋天地》总策划周刚先生一样的逻辑错误：老聂做错了什么并不等于你就可以做错什么。

　　其七，谢锐老师最后说：“要说打官司的话，那围棋界的官司一年到头都打不完。”这话完全不知所云。围棋界如果没有违法的事情，那么自然一桩官司也不会有；但假如围棋界真的充斥着那么多违法的事情（并非谢老师文章中列举的那些），那么，官司不断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就整个事件而言，龚涛的反应可能有些过激，从司法上说也许所告诸款皆未必成立，但考虑到龚涛的处境，其对簿公堂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在这一事件中，作为权威的专业杂志，《围棋天地》的所作所为的确有失误之处。湖北围棋界的情况本就复杂，在争夺围棋学生“生源”方面一向竞争激烈，龚涛、彭时佳二人又同是教棋为生，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况且，彭时佳的话很难认定究竟是“自大的人说的自大的话”还是出于恶意的贬损。因此，作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权威兼专业媒体，《围棋天地》对这样的话是不宜毫无说明地“原声播放”的，因为你可能会对一个人的生存状况产生不良影响。《围棋天地》可能会说：“龚涛也可以在我们杂志上发表反驳文章啊！”但是，抛开新闻界的道德标准不谈，《围棋天地》是否想成为一本充满了口水战恶趣的杂志呢？ (曲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