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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长沙之夜，没有痛心疾首的愤怒，甚至没有梦想破灭的伤感，因为球迷在不得不接受事实后已感无趣，传媒在绞尽脑汁的批判后顿觉失语。1997年大连东方宾馆外门票烧成的纸灰，与1999年上海东亚富豪酒店外群情激奋的怒吼，在中国国奥队丧失最后一点保持尊严的机会后已经变得抽象而乏力。现实与历史正呈现出强烈的反差，愤怒正在变异成麻木，激情正在退化为冷漠。但是，就像失败者还必须行尸走肉般地度过剩下的10天时间一样，我们同样必须经受折
磨，于一地鸡毛中找寻一些头绪，在零度空间里捕捉一点未来。
又一张王牌的毁灭
5月2日的下午，在中国生活并挣扎了六年的韩国人李章洙打来电话，所有的话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他们全都该杀。”李章洙的思维简单而直接，“不要跟我谈什么体制的问题，我从来只相信态度。我了解他们，他们是中国足球这一代中最好的球员，他们与韩国足球这一代中最优秀的一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距，15分与4分，这是真实的对比吗？”
15比4，这种被李章洙认为足以让他“一头撞死”的差距，在变态地放大了恐韩情结的同时，更进一步地动摇了整个中国足球的信心。参加过两届奥运预选赛的朴智星认为这届中国国奥比上届更差，也许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用容志行来评弹范志毅们，用范志毅来贬低李铁们，再用李铁来指责杜威们，不过是一种评判标准上的习惯模式。但我们无法否认，沈家军是又一个时代打造出来的“王牌部队”，他们拥有最充分的时间，最稳定的建制和最优越的装备，从亚青赛到世青赛，他们的确曾一度承载着大多数人又一次理想的厚望。
但他们的失败，注定会具有更强大的辐射作用。中国足协上上下下对沈祥福的指责早已不加遮掩，恐怕就在于他糟蹋了一个最需要成绩的时期里的“核心竞争力”。有人打了一个并不太恰当的比方，沈家军的奥运之旅就是张灵甫整编74师的“孟良崮战役”，一支精锐之师毁于一战，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次战役的失败，而是整个战争的败相尽露。我们曾经一度看到了最接近打破恐韩怪圈的机会，但国奥溃败足以粉碎所有美好的想象。事实上，沈家军之败仍然属于中国足球的一次“习惯性流产”。整整10年的时间里，日韩足球在稳定中持续发展，2002年世界杯更是在根本上起到了助推作用，所谓“最好的球员”其实并不具备纵比上的意义，15比4反映出来的正是一种横向比较上的全面落后。
沈家军一输到底的死法只不过是加重了“悲剧的力量”，一段从一开始就丧失机会的过程，最后再加上一场一拼到底却毫无亮点的比赛，几乎可以把3月3日之后所有努力寻找的客观原因都一并删除，事后各方的冷漠反应意味着无比真实的绝望。
又一项工程的倒塌
近十年来，同处东亚范围的日本与韩国，在足球上采取了一以贯之的思路，而中国足球虽然仅仅经历了两代领导班子的变动，却一直沉浸在某种以“标志性建筑”来追求“标志性成绩”的反复摇摆当中。以十年职业化为时间刻度，以范志毅、郝海东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球员衍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1315工程”。事实证明，这项完全属于专业时代色彩的人才工程，必然会被此后形而上的职业时代所抛弃，但其持续到今天的影响力恰恰成为一个绝妙的讽刺。脱胎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健力宝工程”，反映出中国足球最原始的与世界接轨的思维方式——一家企业加上一批全国选拔的适龄球员，再集体送往一个世界足球的圣地，然后开始等待他们回来创造一个奇迹。从根本上说，这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清末“洋务运动”的思维。没人可以全盘否定“健力宝工程”，就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兴之所至也曾造就了詹天佑等一批优秀人才一样，但优化局部无法改变整体，始终是这种官办留洋的必然结果。更何况，1999年的失败，尤其是麦纳麦之战的崩溃，不但引发了“公决霍顿”的批斗会，更全盘否定了“健力宝模式”。
很大程度上，沈家军四年一度的超强稳定缘于对1999年的简单反思，而且，这是第一批真正完全在职业联赛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球员，所以，沈家军无疑是“甲A工程”或者“本土化工程”的产物。可以想象，阎世铎任内对沈祥福及这支球队前所未有的扶持，的确借鉴了此前的太多失败经验，但随着沈家军更彻底的堕落，这项工程同样轰然倒塌，中国足球又一次整体低迷也同样会成为习惯的“并发症”。
阎世铎领导下的足协班子对2004年曾经充满期待，传统的奥运年加上中国足球少有的大赛年，完全可以成为足球界重装上阵、重新吸引眼球的丰收年。但是，在奥运男女足预选赛、世界杯预选赛以及亚洲杯这套“组合拳”当中，国奥队崩溃式的表现，以及给这项“主体工程”所带来的重创，显然超乎管理者的预计。在世界杯后的冷淡效应上，国奥兵败的破坏力呈几何级数递增。
赛程的调整以及资金的无度支撑，清楚地显示出管理者又一次政绩赌博的心态，但在中国足球整体“内分泌失调”的前提下，大赛年就是一把双刃剑，丰年变灾年造成的创伤，远比预计中的欠收严重得多。李章洙用他韩国式的中文诠释着对这场惨败的理解，大意是“把自己的内裤都输掉了”，太了解中国的李章洙看到了中国足球这次“强迫性裸奔”的危害性，因为它无情地暴露了现阶段中国足球所有的丑陋。
又一次运动的开始
王俊生是一个典型的“村干部”，他所有的思维都局限于庄稼收成不好，就一定要去引进良种，职业联赛的强行上马或许仅仅建立在对主客场赛制的美好想象之上。但阎世铎更希望去写那份“亩产万斤”的报告，所以他“跳出足球搞足球”的思维，其实也不过是停留在对某些表象的追求之上。用狂赌世界杯的教训去说服阎世铎真正从制度入手、从基础入手是不现实的。在中国足协普遍存在的“只堵不疏”的思路之下，沈祥福之败是一个注定的决堤口。2004年，是阎世铎理想中的“内外双修年”，对内改甲A为中超，对外争取奥运出线，但是，在年初的“退出风潮”和难堪的国奥兵败的双重夹击之下，可以想象赛程密集的中超更加不值得寄予厚望。昨天的足协杯，两支上海球队双双遭遇尴尬——这座去年一力挽救了联赛声名的城市在中超前夕的大幅度萎缩，将成为首届中超联赛最有说服力的前兆。寄望“两条腿走路”的04赛季，将把中国足球打成双腿齐断的“肉蒲团”。
每一次溃败都是又一次运动的开始。1999年国奥兵败，彻底终结了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管理者的“政治生命”，同时引发了关于中国足球该往何处去的全国性大讨论，甚至使讨论进一步具体化为中国足球究竟应该学巴西还是学德国的层面。客观地说，前途之迷茫，标准之混乱，给了继任者阎世铎最大的想象空间与调整空间，游离于足球本身之外的阎世铎才得以推行他向联赛开刀，进一步强化“出线足球”的大政方针。真正从职业联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仍然处于高密度的思想工作与长时间的封闭集训当中，意味着让一批习惯了利益机制的球员，仍然服从于专业时代的教条体系，较之纯专业足球会面对更大的分歧与冲突。单纯地指责上世纪八十年代球员的敬业精神与游戏心态，并没有实质意义，沈祥福至今没搞明白为什么老实了四年的球员突然变得不听话了，这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关键不在于沈祥福所认为的“金镐坤更幸运地拥有一批好球员”，而在于耽于细节的沈祥福，从来都没有搞清楚，用市场经济的壳去完成计划经济任务的固定模式中，自己永远都只是一个可怜的木偶。
运动是不可避免的，可怕的是不知道如何运动，因为迷信世青赛而坚持使用沈祥福，与因为迷恋希丁克而选择阿里·汉其实是一回事，只要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一直停留在形而上的简单模仿上，下一次运动就仍将是一次“无主题运动”。我们完全可以作出最基本的判断，沈祥福至少将引发新一轮“洋务运动”，但是，运动也将仍然像四年前的海埂一样开展下去，让徐根宝、李应发或更多的人作简短发言，给出充分的巴西好还是德国好的理由，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海外选帅。
事实上，中国足协一直在扮演着《芙蓉镇》里那个被运动逼疯了的角色，国奥兵败之后，疯子必然又要开始举着手中的锣反反复复地喊：“运动了，运动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是永恒的情节。撰文/刘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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