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彤景，从1995年开始，他自费走遍了内蒙古所有沙漠，宁夏、甘肃部分沙漠及山西、陕西黄土高坡等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方，拍摄了大量反映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图片。为此，他花光了多年积蓄，还变卖了包头的5间住房。2002年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和6月25日（中国土地日）期间，他的《哭泣的骆驼———沙漠化生态告急》摄影展在京举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救骆驼，我来到北京

　　混杂在人群中，卢彤景实在是太平常、太不起眼的一个老人。矮矮的个头，宽边的眼镜，有些臃肿的身体，脚上圆口的黑布鞋，他的大嗓门是惟一能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在公共汽车上，一会儿提醒别人注意自己的包，一会儿又督促年轻人给老人让座。要是碰巧站到他身后的话，会看到他衣服的领子已经磨得有些见光了———一个热心肠的穷大爷！“很少有人在街上把我认出来。只有两三次，有人问我你是不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志愿者啊，心里真的是有些激动。”卢彤景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不管怎么说，来北京还是有收获的，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做的这个名人没有油水

　　2002年6月17日，卢彤景59岁，他的《哭泣的骆驼———沙漠化生态告急》摄影展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举行，展览很成功。他那些《穿着衣服的羊》、《等待死亡的骆驼》的相片让所有的观看者震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紧随其后，多家电视台、报纸、杂志都报道了他的事迹。现代化的媒体迅速地让卢彤景的形象在社会面前高大、光辉；似乎一夜之间许多光环加在了他的头上，卢彤景成了名人。

　　“我这个名人没有任何油水。”卢彤景有些无奈，有些自豪，“在这之前我就已经做过名人，可是没有号召力，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这个名人办展览。”

　　从1995年开始到1999年，卢彤景拍了两万张环保题材的相片。越往沙漠深处走，环境越恶化，人们生活的越贫穷，卢彤景的心也越来越沉重。他决定要到北京办个环保展览，告诉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沙漠的真实面目。

　　为了在北京能办成展览，从1999年开始卢彤景就一次次的从内蒙古来到北京求爷爷告奶奶的找单位，拉赞助，没有人搭理他。北京有名的媒体他都找过了，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和杂志，大家都说想法不错，可是没有行动。当时，惟一伸出援助之手的是《北京青年报》。在卢彤景找到北京青年报编辑部的第二天，报纸就以大篇幅刊登了他的环保照片。2000年1月1日沙尘暴拜访北京之后，《北京青年报》再次在同一天用两个版面用卢彤景的相片说明沙尘暴的危害性。从那时候起，卢彤景就成了名人。“多家媒体报道了我的事迹。报道以后，有公司愿意帮助我办展览，可都是商业性的交易，我没有答应。还有公司要聘请我做他们的代言人，后来看我一个老头子，又做的是沙漠，没有什么利用性和吸引人的地方，事情也就黄了。”

　　2001年卢彤景把内蒙古的房子卖了7.9万元。他立誓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要在北京把展览办起来。“当时没有过多的想法，就一心想在北京办展览。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家部委、各大高校都在北京。如果在这里办展览的话，社会影响力大，能引起社会的注意，沙漠里的骆驼就有救了。”

　　当年让所有人震撼的照片《穿着衣服的羊》现在静静的立在卢彤景家的沙发靠背上，卢彤景看着它就想起当年的情形。“看着披着花花绿绿衣服的羊，我先是觉得奇怪。后来牧民揭开羊的衣服，我看见它的肚皮裸露，青筋暴露，肉色分明，心里是震惊和痛。”从80年代初，日本人在内蒙古投资建立了羊绒衫厂，虽然羊绒衫厂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是从那时候起，山羊开始大量繁育。大量繁育山羊的恶果是，草原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超载放牧导致草原严重失衡，最先被谋杀的是食草量大的骆驼，然后是山羊。没草吃，骆驼饿死了；没有草吃的羊开始吃同类的毛，于是在卢彤景的镜头下出现了穿衣服的羊。羊太多了，可是卢彤景并不赞成通过杀羊来解决问题，“羊是牧民的命根子，他们靠卖羊绒生存，杀掉山羊，意味着牧民生存支柱的坍塌，牧民吃什么喝什么？”

　　■不后悔偶尔做了志愿者

　　在没有做志愿者之前，工作在内蒙古矿务局的卢彤景有着不错的收入。如果不是偶尔遇到那个在沙漠里种树的日本人远山正瑛，卢彤景的生活也许就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1995年的时候，卢彤景听说有个日本的老人每年都要到附近的沙漠种树，他心里一半疑问，一半好奇，“日本人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种树？”卢彤景想去给这个特别的日本人拍些照片登到报纸上。去了以后，日本老人不愿意让他拍，为了能达成心愿，卢彤景就住下来，和老人一起种了三天的树。也许从那时候，卢彤景就算是一名志愿者。第二年，老人又来了，卢彤景又和老人一起种树，得到了老人的好感，老人允许他拍照片了。拍

　　完了照片，完成了心愿，可这个时候的卢彤景在老人的感染下，已经有意识地注意起生态环境。“一个日本人能做的事，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在三年的时间里，卢彤景从哲里木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直到最西面的阿拉哲。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由于缺水而奄奄一息的骆驼、山羊，还有那些可怜的孩子，卢彤景的心整天是揪着的，他开始向政府呼吁，希望能得到关注，可是没有人管。卢彤景发现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他需要社会的帮助。

　　在1998年的时候，卢彤景自己也遇到了困难。当地要规划建设，卢彤景的照相馆被拆迁了。照相馆没了意味着他失业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可是他并没有停止环保工作。

　　人有些时候能克服自己都惊讶的困难，有一部分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时的卢彤景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往前走；而且当时他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卢彤景说，“在2002年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志愿者的事。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我喜欢摄影，无论是拍草原风景，还是草原环境的恶化，只是因为喜欢而做，并没有考虑到其背后的意义。在做这件事的过程里，从来没有哪个单位、哪个人说我是志愿者。”后来媒体在报道过程里把“志愿者”的称号给了卢彤景，从那时候卢彤景才知道自己是名志愿者。

　　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卢彤景已经走过了8年时间。“我从来没有后悔我做出的选择。”卢彤景说，“在这个过程里，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觉得自己是个成功者，办了自己的个人展览，用我的作品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在今年年底我要出一本有关生态方面的书，明年还要办一个后续的生态环境展览。”

　　■坚持八年不容易

　　2002年卢彤景的摄影展是成功的，社会上、校园里许多人被他的作品感染，纷纷向沙漠地区人民捐钱、捐物，还有种草公司帮骆驼运草。甚至国外好多团体到沙漠考察种树，日本已经正式在沙漠里建立了一个1000公顷的实验基地来研究种草技术。卢彤景感染了社会，而社会的回报也鼓励他更热切地投入到自己的课题中。然而，这时他发现自己陷在一个尴尬、无奈的境地。

　　办完了展览，卢彤景为了能更好地宣传环保，他开始奔波在内蒙古和北京两地之间。表弟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子，算是支持卢彤景的事业，把其中的一套房子让他住。卢彤景的妻子也来到北京，照顾卢彤景的生活。这样卢彤景在北京有了一个暂时的家。

　　卢彤景说，比起以前，现在的日子好多了。在办展览以前，他经常来北京。最初来北京就是为了看摄影展览。为了节约，他就住在澡堂，一晚上一块钱。“我不敢住候车室，因为身上带着照相机，怕睡着了被偷走。等到晚上十点的时候，澡堂的人都走光了，和澡堂的工作人员说好话，人给我安排一个床位。”

　　后来，为了自己办展览来北京，亲戚帮卢彤景找了个地下仓库，不用掏钱。“当时一门心思为了省钱，要是我选择的话，还是愿意住澡堂。地下仓库里又冷又潮湿，时间长了呼吸都困难。”

　　现在卢彤景虽然住上了楼房，能看见北京的太阳了，可是他的生活却并不是阳光灿烂的。为了追踪研究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卢彤景几乎每个月都要进沙漠一次。每次来回的路费、住宿、吃饭还有胶卷、洗照片的费用，加起来对卢彤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卢彤景算了一笔账：来回路费最便宜要五六百元，而进到沙漠里还要在当地雇车。拍相片一年胶卷要用200个，是那种最便宜的柯尼卡，每个要13元。为了省钱，他的相片要寄到包头洗，那里是19元。可现在卢彤景的收入只有稿费，今年卢彤景的稿费只有4000多元。这远远不能支撑他继续志愿者的道路。

　　卢彤景这个志愿者的身份让他感到光荣，为了对得起这个身份，他必须苦撑着自己的生活。“做一名志愿者很简单，可是要坚持下来不容易。在做这件事的过程里，有困难考验你，有诱惑引诱你，还有其他什么突然跳出来的东西。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困难，有时候我挺佩服我自己，竟然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卢彤景说。

　　为了给自己的研究提供经费，卢彤景需要在北京找份工作。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城里与照相相关的所有单位。“我没有读过书，也没有其他技能，只会照相。可是人家都嫌我年龄大，不愿意用我。现在每次出去，都要女儿给我支付费用。”

　　社会的确给予卢彤景镜头下的骆驼许多的关注，却遗忘了这个做了8年志愿者的老人也需要帮助。卢彤景记得帮助过他的每一个人。一次是12个军人给他寄了1500元。两个是中学生，寄了钱说是要帮助他治沙漠，后来卢彤景又把钱还给他们了，“孩子还是学生，我不能用他们的钱。我告诉他们等我出书了，你用钱买我的书，就算是对我的支持。”还有一部分外国团体帮助卢彤景，他的书就是在德国伯尔基金会的帮助下出版的。卢彤景有些感伤，“为什么我在为自己国家做事，却要外国人来帮忙？我真的很希望是自己国家的人来帮我，意义是不一样的。”

　　■馒头、咸菜、酱豆腐的北京生活

　　现在卢彤景一家人全生活在北京。三个女儿也都挺争气的，考了不错的学校。两个女儿工作了，能帮父母解决生活费，而且卢彤景的妻子一个月有500元的退休金。“生活是温饱水平。在吃穿上，我一分钱也不愿意多花。”在北京，卢彤景和妻子从来没有到饭馆吃过一顿饭。他的要求是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足够了，馒头、咸菜也不嫌弃。冰箱里有馒头，买来的咸菜，还有妻子自己做的咸菜。白开水、两个馒头、一碟咸菜、一块酱豆腐就是他的午餐。卢彤景和妻子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我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图什么，能穿就行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丢人的，人家给我衣服也是对我的一种帮助。”

　　卢彤景和妻子从来没有去过北京的名胜古迹，“一来是为了省钱，二来我在书上看到的远比现存的景物完整和精美，没有必要去看。”卢彤景很幽默地说，“天安门广场去了好几次，可是去多了，也就没有意思了。国庆节的时候去了一次，觉得上了大当。什么也没有看见，就是看人去了。”

　　卢彤景有着山东人特有的豪爽，他嗓门大，脾气大，还有些大男子主义；可是在有些问题他却老是前后矛盾着。“小时候孩子都特别怕我，现在大了，她们不怕我。我不知道她们想些什么，她们也不了解我。有次一个电视台要女儿和我做一个节目，女儿说她根本不了解我，只知道我包里装着照相机和镜头。”后来卢彤景又说，“孩子和妻子都特别支持我的工作，她们都是草原长大的，她们不支持谁支持？”卢彤景说全家人都不爱吃肉，而且闻到肉味就恶心。他的妻子含蓄地说，“其实没有谁不喜欢吃肉的，只是因为穷的缘故，所以不能吃肉。时间长了，自然也就不喜欢吃肉了。在这里也不喝奶，其实比上内蒙古，这里的奶也不贵多少。有时候会买小袋的三元奶。”卢彤景没有手机，最初解释说，自己做环保的，知道手机对人的辐射很大，对身体不好。后来他又提道，“没有手机联系是不方便。有次一个朋友说要送我手机，我觉得有了手机还要花手机费，省下的钱我还可以多买几个胶卷。”

　　■我们一定要回内蒙古草原

　　留在北京给了卢彤景很多机会，有机会到各大学里去演讲，有机会参加各种研讨会，有机会和许多学者一起讨论，可是他一点也不喜欢北京。“在北京，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很想念草原上的朋友，就是那种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讲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们周日一大帮人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好痛快啊！可是在北京，我找不到可以谈到一块的朋友。”

　　平日除了在家看书、出去拍照片，卢彤景经常到西客站那边找民工聊天。他说，这也是一种环保意识，以前是单纯的关注环保，现在了解这些民工在北京的生存状态，也是一种人文关怀。说到外地人在北京的生活，卢彤景的大嗓门又提高了，“其实北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离了外地人你们没有办法活；可是还对外地人趾高气扬的。”卢彤景说，他和年轻人不一样，不羡慕北京的现代化生活，也不适应北京的生活。“将来，我们是一定要回内蒙古的。我的书定价是80元，计划出5000本。他们会给我1500本。等我的书卖完了，我就有钱把内蒙古的房子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