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晶报道

　　1989年让－马里·勒布朗成为第一个以前车手身份坐上第一把交椅的环法赛掌门人，他在任的15年内一共发生了3件大事，按时间次序依次为：安杜兰5连冠，费斯蒂纳丑闻，阿姆斯特朗6连冠，车手们冲上香榭丽舍大街的前一天，《人道报》的记者以上述3件事里的最后一件作为开头，对即将退休的他进行了长篇访谈，从这篇访谈的一些节选中我们看得出，临走的勒布朗要说的话，不少。

　　记者：看着阿姆斯特朗穿上黄衫那天，我们几个私下里嘀咕，环法赛也许已经处在一次颠覆的前夜了，您同意这样的预测吗？

　　勒布朗：这么说有些过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巨变，事实上，也许我们现在的状况和1983年相仿（那一年年仅23岁的菲尼翁夺冠，基本宣告了伊诺王朝的覆灭），但不同的是，那一年由于伊诺的因伤退出，没有真正的热门，而今年我们有个超级热门。当然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了一些新鲜的气息，一些崭新的名字带来了更新换代的信号，但我认为我们面临的仅仅是一些转变，而不是颠覆。

　　记者：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阿姆斯特朗情结”的存在吗？

　　勒布朗：也许吧，但如果“阿姆斯特朗情结”存在，就一定有他的道理。既然他做到了前无古人，那就应该被载入史册。尽管今年维诺库罗夫（哈萨克斯坦人，去年季军，因肩伤缺席）没来降低了比赛过程中的悬念，但既然阿姆斯特朗用和去年同样的方式征服比赛，我们就得说，别的车手难辞其咎，他们不够勇敢，也没有充分分析得克萨斯人去年表现出的软肋……不过，公平地说，面对这样一个超人，人们能做到比现在更好吗？……

　　记者：您对托马·沃克尔也有一点点失望吧？

　　勒布朗：你们在抢夺我的话语权！事实上我总在关注着我们的沃克尔排在哪儿了，这种关注几乎贯穿本次环法赛的始终。我已经想不起还有哪一年阿姆斯特朗这么晚才穿上黄衫，这已经让我感到很满意了。

　　记者：我们通常说，自行车运动属于传统和文化，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和美国的距离有些遥远，但是18年来，美国人却拿了9次总冠军，这是因为他们更善于比赛吗？

　　勒布朗：如果我们这么看问题，那就有些肤浅了。毫无疑问，格雷格·勒蒙（1986、1989、1990年冠军）是美国人，但他是个法国化的美国人，他的行为方式相当欧化：除了饮食习惯之外。至于阿姆斯特朗，是的，他和当年的科皮（1949、1952年冠军，意大利人）或波贝（1953－1955年三连冠，法国人）一样，自始至终都一丝不苟，但我不认为这和国籍有多大关系，所有的一切取决于个性、对胜利的渴望和对体育的信念。

　　记者：关于费斯蒂纳“后遗症”（1998年费斯蒂纳车队被查出集体服药，被视作环法赛及体育史上最大服药丑闻，影响深远），不少人认为，尽管有了当年里尔的判决（费斯蒂纳案当年在里尔进行审理），自行车运动还是有些积重难返，最近的一起起事件使得这项运动每天都显得危如累卵……

　　勒布朗：我不能苟同这种说法，我的看法甚至恰恰相反。费斯蒂纳唤醒了体育：整个体育界而不仅仅是自行车运动的一亩三分地儿。当然坏事儿本身发生在自行车界，但幸运的是，它推动了某些东西，研究人员们因此在2001年找到了检测EPO的法子，费斯蒂纳案过去不到三年，人们就能对付EPO了，这是个巨大的进步。血检被应用在我们的赛事中并将推广到各项体育运动中，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AMA（世界反兴奋剂协会）的成立，所有这些的源头都是费斯蒂纳案，你可以说这一切进行得还是太慢了，但，有总比没有强。

　　记者：再过一两年您就退休了，在退休后您最不喜欢听到的指责是什么？

　　勒布朗：这种非难就是：我是“一个在15年的环法赛历史中始终和兴奋剂纠缠在一块儿的人”。人们可以说我缺乏警惕性，但我受到的指责不应该比各国家或国际体育协会的主席、（研究兴奋剂的）实验室甚至记者们更多，把责任推给我一个人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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