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玲 图/杨险峰
雪山就像一面"哈哈镜",热衷于再现每个人的特点,于是攀登的人在雪山面前,更像是照镜子,而且是照"哈哈镜"。无论从中看到什么,在各种表情的过度之后,最终还是在笑的表情里定格。
攀登包容着无限的体验,最后让我们学会用笑来面对生活。
厄尔布鲁士峰的“哈哈镜”
无论在彼得堡还是莫斯科,空气里都会荡漾着浓重的革命情结。连本次中国登山队的队员都客串了一把“红军”,他们戴着空降兵的帽子和风镜,行着军礼,这样的动作让他们自己联想到了五十年代末中国登山队员在前苏联进行登山技术学习时的情景。照片上的三位逃不过眼力好的山友,早已被“识破”:刘建、王勇峰、次落(由左至右)。
正式攀登前的第二次拉练途中,队员们找到一个有木椅的休息地。山友曹峻正在给队友们分发他从祖国带来的的盐津铺子葡萄干。远峰上一个硕大的形似“大于号”的悬冰川,曾经是山友们的一个惊喜的发现,大家为其命名“7字路线”。
从海拔2700米至3000米的适应性行军,可以乘坐一段缆车,然后再继续往上攀登。每段缆车要花费100卢布。
下了山,在山谷的酒吧里,终于可以充分的放松一下身心,把攀登的收获分享给国内的亲朋好友是件幸福的事。疲惫的队员东倒西歪的仰在装备上,靠随机性的“发现”调剂着单调的适应行军。
在大本营的食堂的玻璃窗上,点缀着来自不同地域的登山公司的标志,其中居然还有一个个熟悉的“身影”。
照片中汪建、夫拉基米尔、两个塘(由左至右)身后的碉堡,是二战时的“遗物”。虽然剩下的是火灾之后不完整的残骸,但依然能让人们联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夺取了厄尔布鲁士的那场战斗。另外,夫拉基米尔就是本次的高山向导,他和中国似乎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父亲别列斯基早在1955和1958年曾出任过中国登山队的教练,1958年还随中国队一起到达珠穆朗玛峰进行侦察,以确定1960年攀登珠峰路线,后来因为中苏联合攀登计划告吹,没能在那次北坡攀登中亲临现场。别列斯基还是前苏联的“斯大哈诺夫”工作者(相当于全国劳模),如今已经过世了。没想到在2004年,他的儿子夫拉基米尔又有机会与中国队员在厄尔布鲁士相遇,他告诉此行的队员,他对中国并不陌生,因为在他的家里陈列着很多他父亲时代的中国山峰的照片。
队长王勇峰总是能引领登山装备的潮流,用队员们的话说,“队长的装束,花样最多。”
也许在攀登途中乘坐雪地拖拉机算得上登山者的独特经历。在第二组队员的攀登中,从3700米至4500米,雪地拖拉机成了交通工具。营地里巨大的形如“一拉罐”的就是队员们描述的极为舒适的大本营,其间不仅有足够的空间,还有单人床和餐桌等简单的家具。所以会有队员调侃,说这样的大本营会消磨人攀登的意志。
攀登圆满结束,把注意力投入到对异国风情的品味中,将是对自己最大的奖励。在游船上,望着宽阔的涅瓦河河水,禁不住高唱一曲《我的祖国》。
图一,孙弘、王勇峰、王秋杨(从左至右);
顶峰有最能打动人的风景,这仿佛是队员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诱惑”之一。其实当攀登者站在顶峰时,这风景已经升华,而成为“奇迹”。
图二,蔡大庆、王勇峰、孙冕(从左至右);
图三,杨险峰的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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