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提供：山野杂志

[导语]：
　　当得知，他们的命运被一座山所改变，我们无法不产生疑惑：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山？
　　在我走访的以下四位亲历者中，贡嘎山给他们留下的是时空也无法淡化的记忆划痕，如同山峰本身就是经过了强烈的板块挤压或拉伸形成的一样，他们在经历贡嘎时，也一定曾剧烈的刺激过脑神经。
　　为什么一座山留下的经历和思考竟可以使他们享用一生，让我们在亲历者的回忆中探寻答案……

[背景]
　　1957年6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成功地登上了四川西部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顶峰。这是我国运动员第一次独立组队进行攀登活动，和首次独立登顶7500米以上高峰。在《中国登山运动史》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一成功不仅创造了我国登山运动的新纪录，而且超过了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最好成绩。从攀登贡嘎山的胜利为标志，　中国现代登山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不仅是一次辉煌的攀登，更是一次悲怆的攀登，在攀登中贡嘎山吞噬掉了四条年轻的生命。以下出现的四位就与这次攀登有关：

    人物一：刘连满（1957年贡嘎山攀登并登顶幸存者之一，当年26岁）

    ——“从事登山运动十八年，攀登贡嘎山是我所亲历的最为艰辛的一次，整个攀登过程中我一直挣扎在死里逃生的恐怖之中，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将伴我一生。”

“骆驼背”的生死极限

　　 [背景]1957年6月9日，在进行了两次适应性行军之后，队长史占春将攀登队员分成两队，第一队由史占春、师秀、刘大义、国德存、彭仲穆和刘连满组成，主要任务是攻顶；第二队由许竞、王凤祥、张祥、初莫孔、崔之久、丁行友、张克松等13人组成，他们的任务一方面支援登顶，一方面作为后备力量登顶。　　　　　　　　　　　　　　　　　　

　　1957年6月11日，我们第一队到达了6250米高的“骆驼背”（一个形似骆驼背状的冰雪坡）。这是攀登中最险恶的路段之一，攀登者上到骆驼背的制高点之后，还要下到深达100米的冰崖底部，再继续攀登。
　　我们所带的仅有两根结组绳，接起来也只有80米，通过这一路段得一个一个地依靠固定在崖顶冰镐上的绳子下降，绳子末端离地面的20米处就只能凭着冰镐和冰爪一点点往下挪。
　　队长对我的体力和技术比较信任，所以让我第一个下。
　　我当仁不让。
　　下到绳子的末端时，我将冰镐和冰爪牢牢地扎进冰壁，做好自我保护，再解开绳子，一寸一寸地在冰壁上往下移动，在这种时刻，我必须集中精力，绷紧身体的每一根神经。
　　当我就快接近平缓的地方时，突然脚下一软，当我反应过来时，已坠落在了冰裂缝中，幸好背上那只三十公斤左右的背包足够宽，把我卡在了裂缝口处。
　　气温是零下几十度，但汗水却如潮水般汹涌，仰望，头顶是一片澄净明澈的蓝天，而脚下，是万籁俱寂的茫茫雪原，我就在这蓝天与白雪之间，也处于生与死的边缘。
　　稍作休息，我咬紧牙关，使出浑身的劲儿，小心翼翼地支撑着爬出冰裂缝。
　　接下来，我们要越过一段狭窄地带，处于两山衔接之处，左面雪檐连接的断崖与右面的峭壁之间挤出一条狭长的路线。前进时必须尽量将重心向右靠，躲开雪檐。可越怕的事越会发生，前进了没几米，我就一脚踩了下去，雪檐塌陷，一只腿已经悬空，我一个机灵，迅速将身体拧向相反的方向，幸免坠崖，又是一身冷汗。
　　胆颤心惊地通过雪檐地带，又进入坚硬的冰雪坡地段。冰雪坡的硬度太大，很难站稳，只能一镐一镐地在雪坡上凿出台阶攀登。一天内，在连续凿出上千个台阶后，我们在海拔6600米处一块相对平缓的地方建立了突击营，到此才算结束了“骆驼背”路段的攀登。
　　在安静的营地里，我努力的调节着极不均匀地心跳和呼吸，尽可能的排斥在眼前不断跳出的白天发生的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情节，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将是更为严酷的攀登。

    人物二：刘大义：（1957年攀登贡嘎山并登顶的幸存者之一，当年20岁）

刘大义

    ——“作为一个攀登者，攀登生涯中所能遇到的各种危险，雪崩、暴风雪、裂逢、滑坠、迷路、冻伤、雪盲、晒伤、高山病……，在1957年贡嘎山这一座山的一次攀登

贡嘎的悲情一刻

当年意气风发的师秀

　　 [背景]1957年6月13日下午1时30分，史占春、刘连满、刘大义、师秀、国德存、彭仲穆6名登顶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依照国际惯例，他们将国旗绑在冰镐上高高举起，在顶峰用相机记录下登顶的胜利时刻，并将6人的签名装在罐头盒中，埋在顶峰以示证明。
　　
    在顶峰停留了45分钟后，我们开始下撤。登顶时持续的好天气，突然翻了脸，下午4点，刮起了暴风雪，随后疾速冰雪粒中又夹杂进了电闪雷鸣。近处的雷电掠过时，我们的身体就像通了电，毛发根根竖起，手触及到身上任何地方就会“吱啦”冒火花，装备上的金属也跟着“咔咔”作响，温度骤降到零下20多度，原地无处躲藏，又怕冻伤，只好顶着暴风雪下撤。
    暴风雪在贡嘎峰顶肆虐，能见度极低，从凌晨3点突击顶峰到现在，我们已经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下攀登了近14个小时，精疲力竭让肢体变得僵硬、麻木。我担心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试探着向右前方探探路，刚走了不到10米，左脚落在一块硬冰上，没抓住地面，身体失衡，整个人猛烈地向下滑。和我一个结组的队长史占春和刘连满，急忙把冰镐往冰雪坡上压，制动保护，但因冰雪坡太硬，动作重复了几次也无济于事，他们被我一同带了下去，在重力回速度的作用下，我们三个人交替下滑，因为坡度陡，速度快，在滑坠的过程中，常常感觉身体被抛起来，又落下，耳边是身体与冰面接触产生的巨大摩擦声。来不及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疾速的滑落中，突然摩擦声嘎然而止，身体成了自由落体，我们终于完成用身体摩擦高差两、三百米的冰面，坠入悬崖，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灵魂脱壳”，也许我的生命将在这段深渊的坠落中终止。
    突然，自己如钟摆般猛烈荡了两下，时间仿佛定格。我从恍惚中惊醒，原来在坠入悬崖那一刻，我和史占春在左边，刘连满在右边，结组绳刚好扽在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我们获救了。
    队长史占春拼命地抱着岩石，这是救生的本能。
　不经意间，暴风雪已停，我们悬挂在悬崖上，往下看，云在脚下，深不见底，像是隐藏着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魔。
    我们快速的逃离了悬崖，还没等远离，只见师秀、国德存、彭仲穆三人的结组，像三支开了弓的箭，从冰雪坡上滑下，风一般的冲进深渊的云雾中。
    只听“嗡”的一声，不知是他们身体在风中的摩擦声，还是从脑子里的幻觉。看着队友从身边擦肩而过，我们却无能为力，惊恐、悲痛、无奈绞杀在一起，几乎能让人昏死过去。
    强烈的刺激让刘连满猛然间发现套在自己手腕上的冰镐没了。如此陡的冰雪坡，没有冰镐别想前进一步。连满怕托累我们，让我和史占春先撤，史占春同意了，并说等我们返回突击营后再上来接他。我们转身走了没多远，连满带着失而复得的冰镐追上了我们。
    在突击营地的那一夜，我们每人只喝了一点烧热的雪水，默默地呆着，难以入眠，脑子里全是牺牲队友的样子。次日天亮，我们把牺牲的战友们的遗物整理装包，继续下撤。
    又到了“骆驼背”，攀登时的难度在于要下到高差100米的悬崖底部，而下撤时则成了一堵高耸的冰墙。我们已经无体力从原路上去，于是队长叫刘连满先从右面一个碎冰区绕过去，这段路全是纵横的冰裂缝，只要失足，生还只能是奇迹。
    贡嘎保护我们越过这段危险区，但危险还在接踵而至。下到6200米营地时，暴风雪又跟上了我们，夜里帐篷差点被暴风卷走；终于要与接应的队伍汇合了，又因为雪崩被迫停止下撤；接下来是发生滑坠，队长从上面滑坠下来，把我撞下来，我“啊”的一声大喊，连满一抬头，我的冰爪插进了他的脸，只听“咔嚓”一声，连满当即晕了过去，苏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了血泊里，鲜血浸红了他的整个头部，在惨烈的红色里，一切都宣告结束。
    等连满起来后，接下来的下撤，我们再没有出现过滑坠的危险。
    当我们返回到队友中间时，没有喜悦，所有的人都笼罩在伤感的氛围里。 从海拔2700米至3000米的适应性行军，可以乘坐一段缆车，然后再继续往上攀登。每段缆车要花费100卢布。

    人物三：崔之久：（1957年攀登贡嘎山队员之一，当年24岁）

——“贡嘎山的攀登，决定了我的一生。从此我的研究方向由黄河转向冰川。从科学的角度看，贡嘎山一带属于典型的海洋性冰川，有非常强的冰川侵蚀能力。当时冰川摩擦留在岩石上的痕迹贡嘎一带就是难得的生态化石。”

     [背景]1957年4月，正在北大地质地理系读研究生崔之久接到了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登山队攀登贡嘎山的通知，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地质系的研究生马文璞和地球物理系的进修生丁行友。不幸的是，丁行友在攀登贡嘎山作科学考察时因遇雪崩牺牲。1958年，崔之久的考察成果《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一文发表在《地理学报》24卷第三期，是研究中国现代冰川学的第一份论文。
    1957年5月28日，登山队第一次适应性行军。此前登山队已经进行了三次突击前准备性质的高山预备行军，并在海拔4300米、4700米、5400米、6190米处分别建立了四个高山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