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服用兴奋剂的历史很长，早在古希腊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就服用一些药物用来增强自己的体力。随着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导致死亡的事件越来越多，逐渐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关注，从1968年奥运会开始，国际奥委会开始实行兴奋剂的检查，确定兴奋剂的名单。
兴奋剂现在几乎已经成了体育运动的另一个代名词，只要有大型比赛就永远摆脱不了和兴奋剂之间的种种纠缠。
最大的新闻并不是发生在赛场上，而是发生在场外。这里的原因是兴奋剂，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东道主希腊棒球队有队员就因为涉嫌服用了兴奋剂被驱逐出队。在奥运会开始仅仅几天之前，希腊的两位著名的田径运动员没有参加尿检，现在退出了奥运会的比赛。这两天大量来自国际奥委会的消息接踵而至，那就是有不少运动员都榜上有名，他们涉嫌服用了兴奋剂。
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的官员、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反兴奋剂的权威人士史康成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反兴奋剂是社会共同的责任。
记者：如果服用兴奋剂只是儒雅的行为，并不会对人体的行为带来致命的威胁，可能到现在人们还漠然允许这种行为的存在。
史康成：之所以反对兴奋剂，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第一就是它危害运动员的健康。第二，使用兴奋剂违背了公平竞争的体育原则和体育精神。所以使用兴奋剂不仅仅是一种自残的行为，也是一种欺骗的行为。现在反兴奋剂，更多的是从使用兴奋剂是一种欺骗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来考虑的。
记者：您说到了既是自虐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欺骗的行为，但我们在西方国家看到这样的现象，比如世界上一个体育的强国、大国美国，在美国兴奋剂几乎是一种滥用，在洛杉矶很多的所谓的营养品商店，可以轻而易举买到类固醇，而且在美国的健身房很多业余从事健身的人，他们也觉得服用类固醇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怎么样理解呢，这些人不参加正式的比赛，只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壮、漂亮一些，他们在这样科研发达的国家，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危害，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史康成：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还是很深刻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为什么这几年国际反兴奋剂斗争，不仅仅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育界在做这个事情，而且各国政府也参与进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兴奋剂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些优秀运动员、天才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行为。我看到一个报道，美国每年有几百万的青少年在使用类固醇，特别是保持健美、健身，为了自己的身材变得更漂亮、更健壮。但无论是对优秀运动员和普通人危害都是一样的，所以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根据去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要求，他们也呼吁各国政府采取立法的措施来制止兴奋剂逐步的滥用这个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在去年哥姆哈根（音）宣言上，目前世界上大约所有的国家奥委会主要的国际体育组织以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包括我们中国，都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表明了共同的立场。不仅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而且采取措施制止兴奋剂向社会蔓延的势头。
记者：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兴奋剂的服用就是有范围或者有条件在体育界进行的吸毒行为？
史康成：在很多国家已经把类固醇列为毒品管制的范畴，但在我们国家立法上还没有做到。国务院颁发了反兴奋剂条例，我们对类固醇这类药物，以及泰类激素药物采取了特殊的管理办法，基本上是近似毒品的管理，比较严格的措施。从国际上来看，逐渐都在向这个趋势靠。
记者：我们国家过去像游泳、田径也曾经查出过运动员药检呈阳性，甚至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几乎是接踵而至。也在国际上蒙受了很负面的影响，您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们更愿意理解成为运动员个人行为，还是更高决策机关的默许，或者鼓励的行为？
史康成：中国的兴奋剂问题应该说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初期才开始有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运动员还不知道兴奋剂，即使知道也没有钱去买兴奋剂，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从西方学到很多好的，包括训练的方法、训练的手段，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兴奋剂就是其中之一。兴奋剂问题传入中国以后，也有一个过程，包括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确确实实我们对它的危害性还没有一个很深刻的预见，另外当时我们也不具备检测手段。一直到1989年在我们国家反兴奋剂的历史上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事件就是1989年5月，当时国家体委开会研究确定了对兴奋剂的“三严”方针：“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另外1989年12月，我们国家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经过国际奥委会的严格考试得到了承认，也就是具有检测兴奋剂的合法资格。从1990年开始在国内正式进行全面的兴奋剂检查。一开始的工作力度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很有限的，1990年我们全国检测兴奋剂只有165例，对于全国几千名、上万名的运动员还是很少，只是象征性的。所以在这之后确实也发生一些，比如1994年广岛亚运会，我们有11名运动员查出了使用兴奋剂，1998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查出了中国运动员带有兴奋剂，被澳大利亚海关查获。比赛过程中有4名运动员查出是阳性，这两个事情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很大的振动，而且也对我们国家的形象和中国体育界的影响也很大的危害，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国家体委和体育总局逐渐加大了力度。到去年就查了5000例，上升了30多倍。但是阳性是在逐渐的下降，1990年查165例阳性率是1.8％，当时高于国际的平均水平。近几年国家检查的阳性率是0.4％，是低于或者大大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目前国际上兴奋剂检查大约有1.3％、1.2％左右。
记者：多年以来兴奋剂和反兴奋剂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赛跑，我们看到了一方面兴奋剂榜上的名单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阳性的名单也没有真正被遏制过，到底是哪种力量在研制兴奋剂？有报道说，可能就是这种权威的生化机构，同时在做黑白两件事，是这样吗？
史康成：这个事情可以这样来讲，比如今年国际组织公布的159种禁用药物，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在医学领域为了治病而使用的，并不是专门为了体育，为了提高成绩而研制的。因为这些药物它是对于正常社会需要，在社会上流通是合法的。但是体育界某些人主要是在巨大利益和驱动之下铤而走险。兴奋剂问题总体上看是这样，但也不排除某些实验室或者某些机构，为了运动员提高成绩专门做这个。美国去年发现的THT，就是专门针对运动员特殊需求、非法的需求研制的。
记者：会不会出现一种可怕的现象，就是所谓以前药物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恰恰符合某一个运动员此时此刻的需要，用来做不道德的行为。像美国THT药物这个口一旦被打开，今后难度会更大。
史康成：不论是对药品还是食品管理控制，在法律上是非常健全和严厉的。但像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这么快，假药都这么多，管理是不是真的到位，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改进。包括像美国THT的问题，它是不敢公开的，只能秘密进行,一旦被发现就要面临被起诉的情况。
记者：我记得这次中国代表团三令五申，要干净的夺冠军，特别是希腊奥委会也曾经说要把本届奥委会做的非常干净，但事与愿违，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代表团行为，我相信您能代表官方阐述,这么一个观点是什么样子的？
史康成：从中国政府和体育界来讲，我们反兴奋剂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刚才我讲到了三严方针，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包括今年3月份发布了《反兴奋剂的条例》，都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体育界对兴奋剂的立场。我讲一下最近碰到的小插曲，8月3号奥运会开幕式的上午，开了一个世界反兴奋剂理事会的会议，来的理事都参加了会议，世界反兴奋剂的主席就在会上向到会的人士表扬了中国在兴奋剂方面做的努力。国务院今年3月1号颁布实施的《反兴奋剂条例》，他认为这个工作做的非常好。这表明我们国家不仅在努力做这个事情，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从代表团来讲，我们目标能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成绩的双丰收，而精神成绩的双丰收就是在本次奥运会上不发生兴奋剂事件。
记者：在奥运会竭尽全力的争取过程中，是不是也会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史康成：所以我们也是专门针对奥运会为代表团制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非常周密的工作计划，避免发生兴奋剂的问题。比如说在兴奋剂检查方面加大力度，特别是对高危项目：田径、游泳、举重、柔道、自行车、赛艇、皮划艇这种使用兴奋剂比较多高风险项目，对一些重点的运动员和重点的时段，重点的时段比如说国家选拔赛期间，为了取得奥运会的资格可能会使用兴奋剂，重点时段都加大了事先不通知的检查。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代表团进行兴奋剂检查，没有一个发现是阳性，所以来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干干净净的。一个是在宣传教育期间，告诉中国运动员和领队使用兴奋剂的危害，对个人是身败名裂，对国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告诉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告诉运动员保护自己，避免误服的情况出现。我们代表团带来的营养品、药品都经过严格的检查。像医务组带来150多种药品，我们规定只能使用这些药品，不能自己带药品。我们和各个项目的管理中心、体育总局都签订了反兴奋剂的责任书，而且反兴奋剂责任书采取一票否决，代表团在多次场合也讲了这个问题，不管你金牌任务完成多好，就算超额完成，一旦发生兴奋剂都一票否决。
记者：大家都知道兴奋剂事情源远流长，实际上这里面参插很多政治的味道。我想说的是，西方阵营会不会利用兴奋剂的问题打压中国，当年您提到中国运动员带生长激素到澳大利亚，后来澳大利亚就向国际有关组织提议，禁止中国参加泛太平洋运动会或者世界游泳锦标赛等等，这可能落别人于口实。
史康成：这个问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确实国外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国家政府和体育界，中国奥委会反对兴奋剂的立场。我们自己宣传的也不够，很多人不了解，这是一种原因。另外一方面原因不能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抱着鄙视你的态度，就是把这种情况和你的国家和政府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搞所谓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他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但反过头来，别人发生这样的问题，就要诋毁你、攻击你。
记者：而您作为官员您一定能够体会到双重标准，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章，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选手这次拿银牌，好几位都是遇到了裁判的双重标准，我们将来怎么面临这个问题，等待什么出现才能迎来双重标准的瓦解？
史康成：刚才讲到双重标准也是面临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就是在国内，严令打击使用兴奋剂。另一条战线就是要在国际上加强宣传，同时要坚决反对使用双重标准看待中国兴奋剂问题。这几年我们国家在声誉、形象逐渐的改变。我举一个例子，国际组织对中国运动员都要进行塞外检查，以前进行塞外检查都是国际上外国人做，这几年从悉尼奥运会以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了，它基本上把塞外检查交给了中国奥委会。这说明人家对我们的信任，不仅我们查中国自己的，亚洲其他国家的也是交给我们去查。比如说2002年釜山亚运会，釜山亚运会的塞外检查，包括对日本、韩国运动员的塞外检查都交给我们。去年东南亚运动会，整个东南亚运动会塞外检查到塞内检查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反映出我们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的努力。像实验室，这次在雅典检测实验室，我们检测中心派了六名工作人员帮助工作，一方面是学习，为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另一方面我们直接参与到每天的检测过程中，工作非常的辛苦，我早晨还跟他们通过电话，每天还要上夜班。如果没有一定的水平，你不是一个来自坚决反对兴奋剂的国家，人家不会邀请中国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到这里。
记者：人们非常感兴趣的是这个工作是不是很复杂，是不是很昂贵的工作？
史康成：第一，它的确是高技术的，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世界反兴奋剂要求检测的精度，实际上要达到2纳克。纳克，举一个形象的比方就是，标准的游泳池是50米长、20米宽，如果这个池子全部灌满了水，要五个这样一个池子，里面放一小勺的糖，要求能够检测出来，这个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记者：这两天我看到在国际奥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最多就是一个是兴奋剂，一个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来的发展往哪儿去，是不是已经太商业化，或者太商业化，现在兴奋剂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物质、商品的社会催生出来特殊的体育现象，如果根本禁止的话，可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史康成：关于奥林匹克和商业化的问题还是有争论的问题，我非常赞同萨马兰奇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他主张奥林匹克需要商业赞助，但不要被商业控制。
记者：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什么时候像我们曾经说到了，在80年代早期，当时如果没有后来都熟悉的托普计划的话，可能国际奥委会就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不要因噎废食。今天时间有限，再次感谢史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