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丝绸之路上，也流传着许多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话和传说。
说到丝绸之路，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中国丝绸的西传。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造价昂贵，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所穿着的丝绸服装，轻柔飘逸，露体动人。丝绸服装的追求已经到了奢侈浪费和伤风败俗的地步，使得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丝织服装， 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罗马帝国的古典作家们把产丝之国称之为“赛里斯”(Seres)。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就是中国，这是当时丝绸远销罗马的真实写照。
老普林尼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织成的。中国的养蚕和缫丝的技术是很晚才传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经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国途经于阗(今和田)时，听到一则传说，在现存的有关于阗佛教史的藏文文献中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讲于阗王曾娶东国(一本作中国)女为王后，暗中要求对方将蚕种带来。新娘下嫁时，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骗过了关防，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可以自制丝绸了。于阗国王为此特别建立了麻射僧伽蓝， 以为纪念。近代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八世纪的木板画，上面描绘着一位中国公主带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都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的古墓中，发掘出大批高昌国时代(502-640)的汉文文书，证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绿洲王国生产的丝织品情况。
至于更远的西方世界，是迟到六世纪东罗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时，才由印度人(一说波斯人)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那里，用空竹杖偷运走蚕种的。
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各种中国的需求品。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罗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献中往往把这些植物的移植中国，归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张骞。实际上，现在可以确指为张骞带回来的物产，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Media)，后者是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种植物。
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等，大量传入中国。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简称作“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这些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业，他们组成商团， 成群结队地东来贩易，并且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所以，就今所知， 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的于阗、楼兰、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长安、洛阳等许多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他们的后裔渐渐汉化，但不少人的外表还是深目高鼻。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坏地影响过历史车轮的运转，比如武威安氏，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凉州李轨的割据势力，后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又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和割让燕云十六州而作儿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别来自安国和石国的粟特人后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他们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我们看看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全唐诗》卷一六二) 是说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集校注》卷二) 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诗:“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诗》卷四二六) 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的风行。史书记载安禄山“腹缓及膝”，极力描写其臃肿肥胖的样子，大概是有些夸张。他作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书说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风”，(《新唐书·安禄山传》) 可以与杨贵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曾撰有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我们可以从这篇史学名作中，一览唐代长安的种种胡化景象。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自古而来，通过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地进行。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国的高僧创立了中国化的宗派。今天，佛教已没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们头脑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语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如“刹那”、“影响”、“水乳交融”等等; 随处可见的佛寺山窟; 小说弹词等文学艺术形式; 都是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中国，都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的摩尼教本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但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甚至在九、十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中，被立为国教。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各种伊朗语、回鹘文的摩尼教文献，与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献一起，构成今天我们认识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献资料。
相对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国思想的西传远远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样多，但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到来，才将中国思想文化大规模地介绍到西方，同时也开启了西方近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道路漫长而久远，而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 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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