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洪军 上世纪80年代初，东北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百病齐发，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大批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亏损面和亏损额居高不下，众多职工下岗失业。而与这种现实同时存在的是，东北人却以许多“先进的”经营理念引人注目，比如当时著名的“承包制”、“破产法”等。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经济上形成了独特的所谓“东北现象”。
如果我们顺着“东北现象”这个藤，注定也会摸到足球这个“瓜”。所谓东北足球，集中体现为辽沈足球。辽宁、沈阳和大连三支中超球队，在国内足坛举足轻重。但是这三支球队，他们又是如何在理论的光辉下迷途，进而蹒跚而行的？
回首辽沈足球经营理念，多年来一直是中国足坛理论上的“先锋”。早在1995年张桐坡筹建的辽足职业化框架时，国内第一个以股份制经营的俱乐部抢人眼球。后来，辽足陷入困境，沈足后起之秀章健又以宏观大论闻名足坛，其中他的“休克疗法”也被阎世铎所借鉴；眼下呢？张曙光也习惯用奇谈怪论揭竿而起，而著名的足球寡头徐明，又在日前抛出自己的“结盟论”，即中国足球要健康发展，各个俱乐部必须依靠结盟来牵制足协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论是否愿意承认，大连实德王朝，不论从俱乐部经营还是球队建设上，已呈颓势。徐明疯狂的恶性垄断，先是毁了四川足球，最后在“帝国大厦”坍塌声里，大连足球注定要走上辽宁十冠王没落的后路。徐明们的理论，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辽宁和沈阳的兄弟。我们不妨看看，在沈阳城内的两兄弟境遇如何？
中超半程后，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辽宁队和沈阳队基本上是靠一种特殊的关系生存着。辽宁队和沈阳队与众不同的在于，这两支球队在经营上特色“鲜明”，前者是中国足坛最穷的俱乐部，身后没有才大气粗的老板，政府支持也不够，过的是自给自足，或者朝不保夕的日子；而后者虽有财力，但经营者以刚愎自用、漠视足球规律闻名足坛。但是这两个俱乐部队，常常却能成为中超的兴奋点。
这种现象主要特征为：主教练与球员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球队的“生产力”。辽宁队主帅马林，是辽足十连冠时功勋球员，他统领辽宁队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这两种力量，有时会冲淡金钱的作用，并很迅速地转化为一个球队的战斗力。诸如，辽宁队上轮与申花之战，五粒入球绝非是俱乐部老板用奖金刺激出来的。而沈阳队呢？这个最无发展恒动力的球队，能保持斗志的一个最基本因素，在于这个队的许多球员都是执行主帅段鑫从娃娃时带出来的。这种关系非常像几年前张引统帅辽宁队——什么工资奖金，什么技术战术，甚至什么外援之类的，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从小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为我卖命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张引时代的“辉煌”，曾经被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是中国足球最愚昧的时代。时下的沈阳队，球员略有闪失，被老板封闭起来，责令写出五千字的“忏悔书”，这也成了职业足球历史上一幕幕的闹剧。球队靠一种封建“宗法”式的管理维系生存，不求技战术与经营理念的更新，这和抚顺人把所有的煤撮成灶坑里的煤球、鞍山人把所有钢铁打造成翻弄自己后院的锹镐，有什么区别？
足坛上的“东北现象”，似乎成了中国足球这个巫婆生下的怪胎。它痛并快乐着，这该感谢自己生命力的强大，还是感谢它的“母亲”，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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