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2日发生罢赛事件至今已经6天了，人们看到了很滑稽的一幕：肇事者北京国安俱乐部态度强硬、动作连连，甚至向中国足协下达了最后通牒；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者，平时也总是摆出一副大家长模样的足协却像个理屈的闯祸者，既没有在第一时间发表义正词严或色厉内荏的官式谴责，更没有快刀斩乱麻地祭出平息事端、惩罚过错的有力举措，尽管适用的条款可以信手拈来。
足协如此迟钝、软弱，固然是其一贯的衙门作派的延续。人们很难理解，国庆节期间，中超联赛还在以一周双赛的频密节奏进行着，全权负责联赛监管的足协怎么也能像一般政府机关那样放起长假呢？显然，如果事发当时，足协有一名副主席坐镇处理的话，事情不至于向恶性方向发展，让双方都失去了足够的回旋余地。现在，自认为受了很大冤屈，并把自己视为公平正义化身的国安方面打出了所有的底牌，只看足协如何应招。然国安要足协纠错，足协却要惩罚国安，双方的诉求南辕北辙，要找到一个都能接受、都不失面子的解决方案何其难。
纯粹从这个个案的处理过程和运作机制看，罢赛事件与当初作为派系足球发轫之作的大河风波十分相似，都是由于足协制度建设缺位、工作作风粗糙和工作人员素质低下导致了小事端演变成大危机。窃以为，以这样的官僚机构去管理具有高度市场化和社会化特征的职业联赛，不出事，不出大事才是不正常的。
当然，现在人们最关注的还不是类似工作检讨或渎职指控，而是罢赛危机会如何演变，又将对职业联赛和整个中国足球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看来，事态不容乐观。上次的国安退出事件因其大老板亲自出面而化解，但这次，国安高层显然已经达成决不退让的共识，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国安求之不得的体面退出的良机。
作为博弈的对手，中国足协则处于弱势地位，似乎怎么做都将成为输家。一方面，中超已经一片狼藉，令提出并大肆炒作中超概念，又具体负责中超筹备运营的中国足协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幻灭的情绪在累积，人们天然地同情一切造反行为，急切地希望打破死水一潭的局面，甚至都有点惟恐天下不乱的味道。另一方面，罢赛事件只是整个中国足球危机的冰山一角，央视全面抵制、西门子心生悔意、健力宝玩儿不动、球市降到冰点，特别是足球从业人员大面积的赌球行为已经差不多掏空了中超。此时，若来自首善地区的国安集团再恶意退出的话，很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加速职业联赛的瓦解。
或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些显形的和隐性的危险后果，足协及其上级迟迟没有开出罚单。尽管事情本身非常简单，其一，周伟新的判罚没有原则性错误，其二，即使有错国安也绝不能采取罢赛行动，其三，过去已经有勒令罢赛的四川男排降级的先例。然而，这一次，有关方面连扣分的处罚都不敢轻易作出，更不太可能勒令国安降级。
可是，姑息只能养奸的道理谁都知道，放着纪律不执行，那还有谁会遵守纪律和秩序，尊重足协的权威？此外，没有原则错误的周伟新也被内部处分，那么以后有现代队的比赛还怎么踢、怎么吹呢？须知，今年国安的目标是夺冠，但即使不扣分，以目前的积分和势头，现代队也少有冠军相，那么足协是否还要动用非常手段助其一臂之力？
从根本上说，没有现代罢赛事件，中超崩盘危机也迟早要发生。现在，多米诺骨牌接连跌倒的景象越来越清晰，不过，烂到极点，意味着实施休克疗法的条件也成熟了。杨祖武表示愿意牵头关于建立职业大联盟的研究，同时有关方面正考虑将三大球项目管理民间化、民营化的传闻也适时传出，这些都表达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各方面正趋于达成共识，像足球、篮球那样的已经完全走向市场的项目，完全不适宜由政府机关按行政方法来管理和经营。
不过，现实地看，这更可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改革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如何改革则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就目前而言，足协作为10年前不彻底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主观上并不愿意进行二次革命。10年来，它甚至不愿正视职业足球联盟、球员工会等问题，最大的让步也仅限于建立橡皮图章般的中超委员会。以此德性，罢赛危机更可能以高层斡旋的方式撸平，而职业联赛的未来走向也更可能宁愿在沉闷中死去，也不愿在革命中再生。
因此，罢赛后中国足球是崩盘还是革命的观测之风向标，不仅仅是足协负责人的人事变动，更要看其功能职责定位的重塑，中国足球很可能由于某种官场恶俗而失去最后的自我救赎机遇。周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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