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星期里，教练将钱带走了。两个小孩只有100美元。我和刘炜光是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回来时，我们饿得皮包骨。

　　1997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耐克的巴黎训练营。蒂姆·哈达威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国球员，他后来成为NBA的明星。他看上去和我们其他人都一样——两只手、两条腿，一个脑袋，只是，他好快，尤其是运球的时候，他的步伐和手都很快。他会挑战每个人和他一对一，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为止。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营地最好的球员了，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篮球打成什么样才算好。营地有85个球员，我的编号是第85，你自己想那意味着什么吧。那时候我不担心蒂姆·哈达威有多好，因为我想的是在CBA打球，反正以后不会再碰到蒂姆·哈达威那样的人。

　　姚志源（姚明父亲）：巴黎之行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只去了6天，但学了很多。不是关于篮球的，而是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在篮球世界的位置。他发现，中国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球员，而且他们打到了那样高的水平。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和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球员相比位置怎样。他想，“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了巴黎，他知道了什么是可能的，踏出国门前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在巴黎发现了篮球的境界，去美国的时候，他做得更多的就是改进自己以达到他在巴黎看到的水准。

　　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跻身NBA是在1998年，那时我18岁，在美国打了2个月球回到国内。我从未想到我能打得那么好。知道为什么吗？那以前，我在中国打球的对手都比我大得多，在青年队时对手大我两三岁，在17岁进入大鲨鱼队时对手大我五六岁。这让我打得很费力，因为他们长得比我壮，球龄比我长。在美国，我终于和自己同龄的人打球了，感觉很不一样。

　　美国之行是从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开始的。而后，刘炜和我前往达拉斯加入了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一支叫High Five的球队。这支球队在全美四处巡回，参加锦标赛。在巡回比赛时，球队可以从任何地方挑选球员到他们队里。现在不同了，球队只能从其所在城市100英里范围内挑选球员。我在达拉斯第一次见到泰约·约翰逊，他现在是奥克兰突击开拓者队的边锋.。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朋友。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的队友)：我是搭乘红眼航班来到达拉斯的。到了酒店，报上我的名字，前台的小姐说，“噢，你跟那个大个子的中国帅哥住一起。”我咯噔了一下，“什么，我参加了外国交换学生的球队？”我走到客房，敲门没人回应，我就用钥匙开门。这时，姚明给我开了门，他穿着内衣，是白色紧身的。在门口我只能看见他的下巴。他和刘炜已经睡下了。他让我进门后，就回到了床上。他们为我铺好了一张小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小声说，“有个7英尺6的家伙在我房间，他是中国人！”我妈说，“哦，中国人可真能长个啊。”直到第二天练习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本事如何。球场上我发现——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在那两个月里，我到处打球——达拉斯之后去了佛罗里达的斯泰森大学；印第安那波里斯的耐克营；奥兰多、圣地亚哥、菲尼克斯、奥古斯塔、佐治亚的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夏季联赛或锦标赛，圣塔芭芭拉的迈克尔·乔丹营。大多数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要去哪里。在斯泰森我每天和乔治敦的中锋李·斯克拉格斯一起训练，他现在在NBDL（美国篮球发展联盟）打球，是NBA的次级联赛。我们的教练是塔兹·洛克，在作了多年大学教练后，他那时刚开始给开拓者队作球探。

　　在圣地亚哥，我为High Five队打最后一次球。我们住在美国国际大学，就在High Five夏令营所在的高大建筑物隔壁。隔着高速公路的对面是个军事基地，每天早上从大学走到High Five体育馆的路上，我们都看到战斗机起降。

　　在圣地亚哥我第一次和泰森·钱德勒打球。他只有15岁，人们已经说他能打NBA。他对着我灌篮，球打得非常好，但我防守很好，跳投也已经很不错。我比他大3岁，从那以后我就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打入NBA。”

　　在圣地亚哥之后，我去了乔丹训练营，但我们还是每晚打球。我在上海家中的奖杯陈列柜中有两张我和乔丹的合影。一张是他和营地每个球员及工作人员的集体照，另一张中，我正往场外走，他拍了拍我的背，我在笑，但看上去很瘦。一个原因是整整2个月我只有200美元用，刘炜大概带了150块。前两周，我们什么都不用付钱，大鲨鱼的总经理李耀民照顾我们。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之后，他回国了，把他的钱都带走了。我们两个中国小孩没有钱，完全自己管自己，继续在奥古斯塔、乔治亚、奥兰多等地打球。

　　因此，在两个星期里，我和刘炜光是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以及旅馆里每天供应的免费早餐，我们每天都要很早跑去吃。

　　另一位教练从中国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对我说：“你看上去皮包骨头。”

　　“当然了。”我说。

　　刘炜（姚明队友）：其实，姚明每天吃2只干酪汉堡包，我只吃1个。我受伤了不能打球，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多吃一点。

　　我猜李耀民不知道在美国球员自己付饭钱，也许他以为像中国一样，每个酒店都有免费自助餐给球员，或者球队会包揽所有费用。我希望他是那样想的。我们的钱用完后，High Five的教练里尔·尼克斯借给我们每人100元。里尔只有5英尺6（1米68），那时我不会英文，就叫他“小教练”。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还得还他100元。

　　终于飞回上海，许多媒体等在机场的出口。出去两个月，我没理过一次发，头发很长。虽然我在圣地亚哥和波特兰吃得不错，但还是很瘦。长头发加上皮包骨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时，我想，“这真是我吗？”

　　被水上摩托拖在后面，是我落后刘炜的仅有几次之一。说到篮球，我通常领先一步。入选上海青年队我比他早几个月，入大鲨鱼我们时间差不多，但我一去就首发上场，而他坐了一阵板凳（我总是首发但打不了太久）。只有入国家青年队他比我早一年，因为青年队已经有了王治郅打中锋。王治郅升入国家队后，我才进了青年队。我在青年队打了一年就升入国家队。我进入了国家队三年后，他才入选，因为国家队已有了很多防守。在哪个队打球或者是否在一起打球，对我俩来说都没关系，我们一直是朋友。我看美国大片《兄弟连》的时候，就想到和刘炜一起一级级球队晋升的历程。许多人一起开始，但一个走了，又一个，再一个，最后，只有少数人留下。留下的越少，就越特别。

　　我激励他，帮他升到我这一级球队。我会给他看我的球衣。他先入国家青年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激励我的，对我刺激很大，因为那是第一次我们中的一个穿上印有“中国”字样的球衣。

　　“看到吧？”他说，一边给我展示国家青年队的球衣，“感觉好极了。”

　　1998年秋天，也就是在美国一起度过的夏天那两个月之后，我们同在国家青年队打球，但之之后，我跟国家队一起训练，他们出发去打亚运会的最后一天，把我裁掉了。

　　在那以前刘炜和我一起打球已经很久了，我们常一起谈论篮球。1997年我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没人这么说，但我和刘炜都相信。在和刘炜一起打球的岁月里，我们总共只吵过一次架。那是在97－98赛季，我们输掉了一场和江苏龙队的比赛。我跟他说他本来该怎么怎么打，他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争吵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重归于好，这件事最终还增进了我们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