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并不认为现在是中国足球革命的最佳时机，我认为应该再等两年，但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时刻，我们不想丧失眼前的机遇——以资本牵头来切入体制，为了中国足球能有一个未来，就必须动手了，动手建立一个符合规律持久发展的新体制……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曲折坎坷，我们不后悔，因为我们在寻求一个‘道理’。” ——徐明
“长峰中心”21楼，两杯立顿红茶，13份“革命性”文件，字字见血的8万字，在革
命爆发前的一刻，其实并不是与徐明对话，而是和他背后的张海、徐泽宪、尹明善一起对话，我们急需了解这场暴风雪般的革命是怎样酝酿初生，爆发以及它将往何处去……徐明说：“文件不是我一个人制订的，而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我们需要充分领会它，消化它。”因此，这样一个专访应当成对“文件”的解读，哪怕因为时间仓促而不尽完全准确。
革命提前了一两年开始
记者：革命的到来猝不及防，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刻摊出革命呢？
徐：10月2日国安退出比赛后那天晚上，我就感到事情的紧急性，我在3日早上给两个人打了电话，一个是阎世铎，一个是罗宁，我对阎世铎说——事态严重，必须快速处理，而且要处理裁判，否则会爆发出10年以来最严重激烈的矛盾，我同时向他说明了这个裁判在鲁连几场比赛中的问题，希望他引起注意；我给北京罗宁表达的意思是——不要说具体的点球、裁判，而要把这个事情转向中国足球的大方向上去。为什么要打这两个电话？是因为我认为中国足球在目前这个时候处境太严峻了，我担心会出事——所以就想领导人能冷静，快速地处理它。但我们的担心变成现实，足协先是说裁判没有问题，后来又在压力下说有问题，事情一拖再拖，就把事态扩大了——我要说的是，我之前并没有想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进行变革，我反而认为可能再过一两年才是变革的最佳时机，但事情闹得很激烈，我们不想丧失已到眼前的这个时机，所以就推出了这一系列文件。
记者：也就是说并非你们主观上要去选择，而是历史选择了革命，是吗？从10月2日到10月17日，你们怎样把握革命时机的呢？
徐：我想我们必须抓住它，14日，我们看到中国队0比1输给科威特，晚上，又看到国安与足协因处罚结果而僵持不下，如果不行动，中国足球确实会丧失掉一次改革的机会，14日晚，李士林给我打来电话，我第二 天就去了北京国安俱乐部，我的讲话也发布了——我要澄清的一点是，我进入这件事情并不是像外界有传言说的要收购国安，我们大连实德也不想联盟里做大——因为这场变革是整体的利益行为，是为了今后大家能够在一个公平、透明、公开的体系下运行。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你和阎世铎有过怎样的交流斡旋？
徐：因为14日北京国安已就足协处罚提出申诉，否则仍将退出，第二天阎世铎问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对阎世铎说：“现在必须答应北京国安的合理要求——必须马上召开中超委员会会议，但我认为如果妥善处理好了这个风波就没必要公开了，如果不开会，就意味着中国足协凌驾于所有俱乐部之上了。阎世铎是一个 开明的人，他同意了开会的要求……
记者：为什么那封未发的公开信你又准备发表了呢？是选择时机吗？
徐：我本想在15日发布我个人名义给中国足协的公开信，但中国足协积极斡旋于北京国安罢赛一事的态度让我感到欣慰，所以我决心暂不发表，但是15日晚上，我认真思考了一个晚上，我认为如果要为中国足球负责，我就应该把公开信及相关材料拿出来请社会各界议论参阅——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记者：据我所知，整个革命的到来，爆发之前，你们(包括张海、徐泽宪、尹明善)有过相当时间的酝酿，这也使得你们能够在十几个小时就能拿出这样一套系统的文件。
徐：我不否认这一点，确实在这次行动以前，在国安风波之前，不仅我们几个甚至还有更多的投资人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地点(北京、上海、广州)碰头，就中国足球的未来共商大计，这是一个酝酿革命的阶段，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了，所以昨天我公司的员工熬夜写到早上7时10分，把所有文件全按思路整理出来了，因为这是集体长时间酝酿的结果。
中超会议不是击鼓鸣冤
记者：确切来讲，你什么时候开始脑子里有“革命”这个字眼？
徐：很早，很早了，6年前在我参与大连足球后不久就开始了。
记者：从本来只是发表一封呼吁性质的公开信，到和盘而出一揽子中国足球白皮书，你们的动作为什么这样猛？
徐：18日的中超会议——不能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会议，张海表态，不想让18日会议成为击鼓鸣冤的会议，我也认为，不能把这个会议当成一个关于国安点球、裁判之类的技术性细节会议。那就没有意义了，离中国足球所需要的真正大方向太远了。所以我们经协商讨论，决定把会议引到原则性思维上去，搬出这套文件，而不是纠缠10月2日的是非。
记者：革命就是这样酝酿出来的吗？你认为究竟是你选择了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你？
徐：不是我，而是我们这几个投资人顺应了历史，抓住了历史，从而也被历史选择。
记者：你认为这套文件，这场革命的实质性内容是什么？或者间接一些，你们到底最想从中得到什么？
徐：四个权利：一、联赛所有权；二、联赛管理权；三、联赛经营权；四、联赛监督权。特别是“所有权”和“经营权”，我认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应该正本清源，搞清楚一个所属关系，究竟谁是主人？谁更有市场发言权？它是我们的东西，但这个基本上全由各俱乐部投入组成的产权却被中国足协这个行政单位长期拥有。所有权弄正确了，产权明晰了，才能理顺经营权和管理权、监督权。这是全世界所有足球发达国家的方向，中国足协应正视这一点，不能无偿拥有我们的资产。
记者：可否这样理解，在这个原则性、方向性思路下，你起草了这些方案。
徐：对，所以我请求成立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将上述四权还给俱乐部，并且公开财务账目状况，中国足协已经有11年没有公开这些账目了，这很不正常，属于占用他人资产。我们要求：2004年10月31日前公布2004年前10个月的财务情况，11月30日前公布2000-2003年的账务情况；2005年1月31日前公布1994年—1999年的账务情况。(笑)到时候不知他们怎样面对。
记者：为什么要暂时停止本年度升降级？
徐：在我们相关的材料中已充分表达了理由，我们有一个设想，中超队伍应该扩到20-22支与国际接轨，中甲应该扩大到36支，并且分区比赛，乙级队应该有72或108支，也分区分片比赛，只有基础搞好了才谈得上提高。
冲击旧体制，一场资本革命
记者：我注意到，在这一套文件里，特别是在中足公司机构设置及专业委员会设置，以及中足公司章程里，几乎全部引进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请问你参照了哪些法规？是否很多从实德集团本身的机构设置里参照，拷贝而来？
徐：我们从《公司法》、《体育法》和《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得到基本指引，具体机构设置很多是借鉴实德集团本身。
记者：你已经很详细地把13份文件内容公开，但是如何从这些字语中理解最真实、最本质的含义呢？或者说要从什么基点来领会这场革命的核心部分呢？仅从文件上还难以完全明白，你能就这13份文件直白地阐述一下吗？
徐：中国足球的革命必须从战略管理思路的转变开始，不能简单就事说事，它的做法应该有覆盖性。具体来说，我们要用资本的力量牵头，从现有体制中找到切口，建立一套符合中国足球长远利益的新体制，要利用资本的力量，也就是从中足公司运营而来的一部分利润，以制度化的方式投入到青少年培养中去，比如说每年中，用资本运作的利润，以上交行业管理费用的方式给足协、总局一部分钱——总体来讲，这是一场资本革命，向旧有的束缚中国足球发展的体制发起冲击，这才是根本。
记者：具体经营术的方式也参照现代企业模式？
徐：对，在股东会、董事会的授权下，我们可以公开招标甚至会着重考虑引进国外专业公司，专业CEO来打理未来联赛，昨天已经有一个公司打电话给我，表示如果授权给这家公司，将承诺第一年每支球队分到100万美元的红利，3年后达到每年200万美元并逐年递增。
记者：这一套文件还会进行怎样的修改？
徐：我要声明的是——这只是我在综合几个投资人集体想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相对粗放的、原则性、方向性的文件，它在具体细节上还有很多不足和粗糙，我把它抛出来，是想引起各方面的讨论，从而形成一套最终实施的方案——我刚才讲了两个基本点，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介入，要规律化、透明化，需要一个高素质的经理人团队。
足协不接受，将会有更大危机
记者：18日的中超委员会上，你安排的会议进程是什么？革命的第一炮谁打响？
徐：林乐丰总经理将代表我们宣读、展示这些文件，阐明我们的态度。
记者：但据我所知，中国足协并没有安排这样的议程，他们可能会拒绝你的代表，包括其他足球俱乐部的代表进行足协不愿意看到的议题，这样就势必会形成一种斗争局面。
徐：我也知道他们(足协)没有这样的议题，但18日的会议不能搞成谈国安罢赛处理意见的会议，它应该是谈大方向的，如果他们坚持不接受，我认为会有更大的危机爆发出来，比现在还大。
记者：如果足协不接受，你们会集体退出吗？
徐：不排除这种可能，我透露一个细节，如果15日足协不同意召开中超委员会，我们会放弃17日与四川队的比赛。我相信中国足协不会以为我们是去闹事的，我们是去寻求一个道理的，其实那些材料根本不该我们来完成，应该是中国足协来完成的工作——我们是在帮他们干活，他们如果不按时间表执行，我们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记者：你认为现在的革命力量足够吗？请预测一下今后的形势走向。
徐：其实只要有三、四家就行了。(反问)你认为会有多少家？会是哪几家？
记者：也许5家，也许会是7家。大连、深圳、上海国际、重庆、北京，也许加上沈阳金德和四川冠城……
徐：(笑)也许全部。但我要声明的是我们不是去闹事的，是去推出我们对中国足球的设想和建议的。
记者：如果真到那一步，会有6—8家中超俱乐部退出打企业联赛或财团联赛吗？ 这样的业余联赛是否应向中国足协或地方足协报名注册呢？
徐：当然要向足协注册，毕竟它仍是行业管理机构，但按规章来讲它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给这些企业队注册，我们咨询过如果举办这些业余性质的比赛，只要向工商、税务部门缴纳规费，一样能够出售门票。当然，如果遇到国家队要打比赛，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要钱出钱，要人出人。这是国家利益。
记者：大革命来临，覆水难收，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吗？
徐：(坦率地)为什么要后悔，这是为中国足球做好事，虽然前途漫漫，任重道远，但每个人都应明白中国足球不改革不行了。明天(18日)，就看这个会议发展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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