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渊 进入本周，随着徐明的主动参战和徐泽宪、张海等一干老板的跟进，由罢赛引发的足协与国安的“比赛”风云突变，演变成足协的行政权威与俱乐部出资人的资本属性之间博弈。足协和总局推动改革的底线是，一切在中超委员会的框架内进行，而徐明们则抛出了更为激进的职业足球联盟新主张。
相比国安对仲裁权的诉求，徐明式职业联盟索要的东西多得多，包括了职业足球的一切权利，从设计、构建、管理、经营到分配和惩罚，从无形的品牌资源到有形的投入产出。徐式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也是为宪法等一系列法律所保护的资本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同一，通俗地说就是谁投资谁收益。自10年前中国足球扯起职业化大旗后，政府就不再向足球直接投入资金，相反还收受了巨额的利润和税收，而支撑职业足球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资本。
然而10年后，中国足球的上层建筑却还停留在专业足球时代，并非资本所有人，没有得到充分授权的中国足协牢牢地把持了职业联赛的一切权力，包括最重要的管理、经营权，同时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所有收入首先进入它的账户，至于分成比例、如何分成都由它说了算，连收入多少也打“闷包”。
问题是，不论是联赛的管理，还是足球产业的经营开发，足协都做得很糟，越来越糟，令人怨声载道。本来，那些老板几千万、上亿地往足球上砸钱，也不在乎从足协分得的几百万“小钱”，而是为了从地方政府那里交换来税收优惠、黄金地皮等更稀缺的资源，因此前些年对于足协及福特宝公司的胡搞也不是太在意。这几年，随着足球社会影响力的骤减，其寻租价值也同步缩水，于是老板们开始计较起投入本身的回报，不仅要分更多的钱，还有做更大的蛋糕。于是他们要夺权了，不仅要有知情权，更要决策权和执行权。
对于这样的变化，足协既不能敏锐地感知，更无法接受。因而，尽管对联赛的管理是越来越力不从心，经营更是一年不如一年，却仍然很恋战。但在法律和资本面前，足协再不愿意也得接受分权和放权的大趋势。郎效农把《体育法》搬出来是吓不住谁的，《体育法》只规定行业协会具有分级分类管理的职能，但这种职能显然是行政性的，没有授权协会可以进行直接的经营管理。在英国版和日本版的职业联赛中，足协在行政上也比职业联盟“大”，但却依然无权介入联赛的管理和经营。
当然，从国情和操作性看，徐明踢开足协搞联赛既不厚道也行不通。作为中国职业联赛品牌的长期经营者，即使从民间资本向政府部门赎买的角度看，足协也应该拥有职业联盟一定比例的干股。
何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一步到位式地建立起职业联盟的可能性并不大，更大的可能是在中超委员会的框架内实现平稳过渡，即原来只是体现足球民主之花瓶的中超委员会，通过中超开发公司的建立而变得实体化，拥有更多的经营管理实权，也让资本代表有更多的决策权。相应地，在足球产业蛋糕不断做大的前提下，联赛的收益也能按照权力与资本的股份得到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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