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七俱乐部投资人联席会议的八项决议文件传真到中国足协。至此，一场由北京国安罢赛引起的“足坛革命”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高潮。
十年中国足球职业化造就了眼下这样一个俱乐部罢赛、球员罢训、裁判罢吹、球迷罢看的满目疮痍的联赛局面。一个最重要的根源，是行政权力对市场体制垄断性的管理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寻租，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中国足坛今天面临的困境，也正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缩影。如何破局而出，将为渐入难关的中国市场改革寻找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借鉴路径。而认识这场“足球革命”的意义，必须从足球内外的方方面面去寻找。
为此，《外滩画报》特地邀请行政学者毛寿龙、法律学者邹荣、资深传媒人张晓舟、前浙江省体育局长陈培德四人，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对其意义进行探讨。同时对这场“革命”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大连实德俱乐部老板徐明，进行了深度解读报道。
革命操盘手
资深媒体人、《南方体育》副总编
张晓舟/特约撰稿
中国足球的这场弃旧图新的变革，假如我们不滥举“革命”这样过于吓人的大旗，正好切中了目前整个中国改革大业的要害，简单地说就是：政企必须分开，政府必须让利放权给投资人。因此这场变革风波所波及的，远远超出足球圈、体育圈。
国安罢赛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提前引爆了一场俱乐部向足协争权夺利的蓄谋已久的战争，这场势必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的最终目标是促成一个真正的足球大联盟的成立，以此分权分利。
有识人士当然支持这一改革的大方向，问题不是改还是不改，而是怎么改，但根深蒂固的举国体制行政思维和徐明全盘市场化的“革命方案”仍然相距甚远。
更关键也更微妙的是，徐明等“革命党”目前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责难。徐明是“系祸”始作俑者，而张海即便已不能代表健力宝集团，也还是辽宁队的幕后人，如果说徐明是“革命军”的总司令，那么张海就是参谋长，徐张两人和徐泽宪并称“革命三巨头”。然而就在“革命”如火如荼当口，接连出现了冠城1比5惨败实德又以6比3狂胜辽宁，然后实德0比4惨败给上海国际三场令人生疑的问题球，不免令人对“革命党”品格和公信力以及“革命”能否创造一公平秩序产生越来越大的怀疑。
实际上中超已是足协、庄家(比如澳彩)、资本大鳄(即使小鳄也经常乔装大鳄)三分天下，而假如我们转换视角，将“革命党”视为“资本足球”的操盘手，恐怕更加有助于提防“革命”的陷阱。
操盘手自然有呼风唤雨激活市场的本事，但也可能善于玩弄违规伎俩仍至违法勾当。究竟是踢球还是“做球”？在中国足坛已经越来越成为摆在大大小小从业人员面前的问题。“做球”当然拥有更立竿见影更具诱惑力的“市场”。假如“革命操盘手”手上不干不净，当然也给了保守派口实，尤其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一种意见认为实德是害群之马，因而有可能把脏水和婴儿一块泼，以“系祸”为由极力反对职业大联盟甚至反对进一步放权改革。
政客足球太腐朽，资本足球太叵测，庙堂太森严，江湖太险恶。在政客与资本之间、之上，还应该高悬一把法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市场必须是法制的市场。如何在权力、权益的重新分配中建立权力制约和法制监督机制，才是改革成败关键。
最后说说辽宁队长肇俊哲。有家沈阳媒体甚至把他说成了“革命的源头”：肇俊哲因不满队友在场上反常诡异的表现当场怒摔队长袖标不干。但到了辽宁对四川冠城赛前他又变老实了，声称“革命”很好，支持“革命”，于是踢了一场“革命操盘”球。在这场赤裸裸大败之后，肇俊哲关闭手机谢绝记者，然而辽宁无奈总经理吕枫却一语中的：“股权问题是症结所在。”公开道破了“革命操盘手”的天机。
确实，只有肇俊哲怒摔队长袖标向“革命操盘手”说“不”那一幕，才有点革命的味道，可惜这点味道很快烟消云散。
不妨再重申一遍：不要急于为革命建立直抵天堂的纪念碑，革命，可能也只建起了一座摇摇欲坠的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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