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聪明的人是商人，我认同这样的观点。无论商人们说些什么，我都愿意洗耳恭听。像尹明善这样骨骼清奇之人，更容易吸引我的关注。
尹先生屡屡扮演“保皇派”角色，自有他的利益诉求，并不让人奇怪。日前，他又发宏论，称中国足球乃大赌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禁赌，改革的关键不在体制而在法制——我不得不说，这话前半部分可谓一针见血，而后半部分却值得商榷，甚至可以说是一派胡言。
“赌场论”并不新鲜，它的发明者应该是吴敬链，早在若干年前，吴先生就指出中国股市是一个大赌场。尹明善称中国足球是大赌场，虽有拾人牙慧之嫌，却也道出了客观实情——某专业媒体披露“十个球员九个赌”，多半不是空穴来风。
赌球猛于虎，这一点谁都清楚。上至中央（足协），下至地方（俱乐部），治赌的决心和力度不能说不大，然而效果不佳，法制的缺乏显然是重要因素，对于涉赌嫌疑分子，咱们通常只能“家法伺侯”，或封杀，或扣钱，尽管能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但总归不如法律武器那般奏效。
然而，是否有了法制就能解决问题？抓了一个倒霉到家的唐全顺，就无人敢当线人或大小庄家了？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足球的问题是几乎“全民皆赌”——不仅球员赌，而且教练赌，甚至俱乐部也赌。许多比赛假得迫使球迷用脚投票，提前退场，肯定不是个体所为，而是集体行为。既然俱乐部靠正常经营赚不到钱，那么他们就只好靠赌球来创收，来解燃眉之急。
当赌球成为了完整的体系，成为了大家的当然选择，这个时候，法制就会无能为力。你抓谁，你难道要把全部人都抓到牢房里去？这样的状况，显然是体制造成的。所谓生财有道，正道上来不了钱，人家总得想办法发点歪财。
以上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更重要的层面在于——旧的体制不变，法制就注定只能成为装饰品，成为门面，成为掩耳盗铃的笑话。法制的阳光为何总是照射不到中国足球的阴暗角落（偶尔照射，不过是射杀了龚建平这样的“好人”）？归根到底还是体制的问题，足协打死也不放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动用行政权力与资本角力，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所谓欢迎法制的介入，不过是自欺欺人。一个连自身财务都不敢公开的机构，敢面对法制阳光的照射？他们屁股底下有没有屎？
体制不变，法制何用？这是我想告诉尹先生的。如果不是体制的改变，您又如何能弃文从商，说不定还因言获罪坐大牢呢。换了三十年前，您能相信法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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