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的缺勤率可能反映出国家队在管理制度上的缺陷，也可能反映出各俱乐部在国家义务意识方面的淡薄，还可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家级运动队的权威性是否受到尊重，甚至是否已经遭到漠视？
国家队广州集训第一天，23个人的大名单里只有16个人点了卯，另有7人没报到，缺席数占30％。
这30％的缺席额度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在最近的国家队相关报道中被忽略的问题。它可能反映出国家队在管理制度上的缺陷，也可能反映出各俱乐部在国家义务意识方面的淡薄，还可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家级运动队的权威性是否受到尊重，甚至是否已经遭到漠视？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30％的缺勤率不是发生在中国足球队身上，而是发生在中国乒乓球球队身上，或发生在中国羽毛球队身上。换句话说，如果这30％的缺勤率不是发生在阿里·哈恩和朱和元的眼皮底下，而是发生在蔡振华和李永波们的眼皮底下，这些缺勤者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我们不必去猜测答案，因为这样的答案在人们心中自有分数。只是，比哈恩在广州机场遭遇的凄凉更显凄凉的是，当这30％的缺勤率在11月7日晚上的第一次训练中成为既定事实之后，所有的人都没有感到惊讶和反常，相反，大家认为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这种正常很反常。
让我们剥开这30％的缺勤率外壳，看看它里面到底藏着些什么吧——李铁因在埃弗顿效力，归期未定；邵佳一因在曼城效力，需14日回归；李毅因“家事”请假，要晚些时候入队；刘云飞、于根伟因参加11月7日与大连实德队的中超补赛，要晚些时候入队；杜威、肖战波因参加11月11日与大连实德队的中超补赛，更要晚些时候入队。
在国家队集训这个“国家利益”面前，上述缺勤者的理由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合同原因”，像李铁和邵佳一，可能与海外俱乐部有合约，何时归队身不由己；第二类是“地方原因”，天津康师傅与上海申花的4名国脚属于这个原因；第三类是“个人原因”，深圳健力宝的李毅可以归到这类。
但凡在机关、公司、工厂上班，一旦出现30％的缺勤率，就是一件很不正常的现象，严重的还会导致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业务无法正常开展，施工无法正常开工。在缺勤率高达30％的这个关头，机关、公司或工厂的领导有三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一是问清并查清缺勤者的真实原因，二是根据依法制订的考勤制度对缺勤人员进行必须的处罚，三是想方设法确保其他70％员工的正常工作效率。
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看，国家队集训不是一件松散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可以无限扩大其随意性的事情，这其中包括“准时报到”这样的纪律要求。从7名国脚的请假原因看，李铁与邵佳一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视为“公假”；刘云飞、于根伟、杜威、肖战波的请假原因有“疑似公假”的嫌疑——天津康师傅与上海申花都以中超补赛为借口替国脚请假，但这两支球队的补赛对手大连实德的3名国脚郝海东、季铭义、阎嵩却都如期到国家队点名画了押，套用范伟小品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可以质问，为什么“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李毅的请假原因就完全是“因私”。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国家队就是集中营，不是菜市场，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更不能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国家队要想在赛场上打胜仗，必须有铁的纪律，而且这一铁律不能忽视任何细节。从本质上讲，国家队报到靠原则，不靠自觉，不能谁的觉悟高谁就可以准时来，谁的觉悟低就可以晚点来，否则国家队拿什么服众，靠什么管理，凭什么赢球？
一支军队马上要上战场，但部队的集结却被拆成了至少4段——一部分士兵（准时报到的70％）在11月7日按“军规”集中，一部分士兵（于根伟、刘云飞）在8日报到，一部分士兵（杜威、肖战波）在13日入列，一部分士兵（邵佳一）在14日归队。此外，还有一部分士兵（李铁、李毅）目前无法确定真实归期。这样的仗怎么打？（马丁）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