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中国足球队被科威特队淘汰出2006年德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让很多人失望，也有一些人同时似乎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例如报端即有题为《何不当成转折点》的“米卢专栏”，虽然文章怎么看都像是中国人写的，但我丝毫不怀疑它表达的是米卢的意思，因为米卢是所有来中国执教的外籍教练中最为适应或者说最会迎合中国国情的一位。
能在错综复杂的中国足球环境中左右逢源表现了米卢的聪明，米卢的聪明也使他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他完成了与中国足协签订的合同——把中国队带进了世界杯。而“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应该是中国足协聘请外籍教练的惟一目的。
三年前中国足球的“梦圆世界杯”不仅包含着米卢的聪明，同时包含着中国足协的聪明。正是“龙哥”代表中国足协在亚足联“聪明”地实施了纵横捭阖，才使已经避开日本韩国的中国足球又躲过了沙特伊朗，使中国队近乎不战而胜。
相比于那一次的聪明，这一次中国足球则显得不够聪明，《足球》报对“11．17”报道的头版所用的标题“弱智事故”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不够聪明”并不表示没有自作聪明。在“11．17”的比赛之前、比赛当中、比赛过后，直至整个世界杯预选赛的全过程中，足协及国家队的许多行为现在看起来均难脱“自作聪明”之嫌。
中国足协的自作聪明由来已久。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大到“十强赛”失利后的“定位说”、对待“隋波事件”的掩耳盗铃、处理“渝沈疑案”的避重就轻、惩罚“假B五鼠”的滥杀无辜、面对“反黑风暴”的装聋作哑、以“取消升降级”遏制“假球黑哨”、以“封杀媒体”应对“舆论监督”，小至“体能测试”、“道德考试”、“摘牌游戏”等等，足协的自作聪明之举举不胜举。
有人认为“足协的低能”是十年职业联赛的显著特征之一，几乎所有问题的产生或者恶化无不与此有关。而“自作聪明”应该是“足协低能”的显著特征之一。
对于中国足球，自作聪明者并不仅限于中国足协。不提多年来搅乱足球市场的恶性竞争与“派系”之乱，近两个月以来，我们就看到了不少来自足协之外的自作聪明：国安实德的罢赛以及实德对其罢赛行为的解释、一面抱怨着巨额亏损一面将球队的赢球奖金大幅度提高、以“足协依仗权力无视法规”为由企图依仗资本无视法规、还有那异想天开的“企业联赛”等等。
顺便提及一点，阿里·汉看来不像个聪明人，当被问及“科威特与马来西亚的6比1是否不正常”时，他答道：“别忘了我们也踢了7比0。”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汉的回答并不“聪明”，可正是这“不聪明”的回答，使提问者的“自作聪明”尽显无遗。
“自作聪明者”固然愚蠢，“聪明者”也未必智慧。与这次丧失出线权一样，三年前的“出线”也曾被看作是“中国足球站起来”的契机。然而，那次出线除了对中国足球的病态给予了遮掩之外，应该还为政治足球的落地进行了催生。“契机”实际只是危机，聪明反被聪明所误。
实践证明，迄今为止，中国足球的“聪明”与自作聪明一样，都是为了对其愚蠢进行掩饰，“聪明”与自作聪明的区别只在于这种掩饰是否成功。因此中国足球的“聪明”，实在只能算是一种“小聪明”——它应该归类于愚蠢。
由此看来，与愚蠢相对的并非聪明而是智慧。我以为，对客观规律的认同才能称得上智慧，否则充其量只是聪明。聪明只能应对一时，而智慧则可以应对一世。
最近时有记者朋友要我对中国足球的改革提些建议，我说该提的几年前都提过了，例如包括遵守并不断完善足协章程、足协领导人应依章程规定程序选举产生产生等内容的一系列关于“依法治球”的建议，而我至今仍然认为“依法治球”符合职业足球的客观规律，是中国足球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可是这么多年情况依旧，似乎无人在意这些问题——无论是足协还是投资人，我也懒得再提。
总想无视客观规律在表面问题上做文章，总想以小聪明代替大智慧的中国足球只有死路一条。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戴大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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