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款今已到位 我也很受伤--张玉宁谈曲张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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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宁在发布会现场    >>看更多图片

主持人说:今天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刘律师会一一解答，下面请张玉宁本进行讲述。

张玉宁说:首先特别感谢在座的各位能够参加媒体的见面会，非常高兴。四年多这个案子现在终止已经结束了，在这个期间一直没有接受采访，我想借今天会议能够与大家沟通沟通了解了解。前两天晚上有很多记者，每个记者发稿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有些记者前天给我打电话，我还算讲义气，任何话没有说，有些记者很客气，也有个别记者不在这里说名字了，用肮脏的语言骂我，我感觉我接受不了。在这里我只能说给大家一个公平的说法，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

提问（《北京青年报》）：现在为止，有关终审赔款是否已经赔付？怎么想的？

张玉宁说:今天我父母已经把所有的款项支付了。

主持人说:刘律师：这个案件从法院二审判决以后到今天整整十天，今天上午张玉宁已经委托他的父母将法院判决的全部款项已经汇入法院的帐号。父母以后传真来的汇款凭证，目前为止，张玉宁已经全面履行了法院的判决。

记者：请你现在一句真心话，你心中觉得和曲乐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张玉宁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的时候是朋友，大了以后也是朋友，以后还会是朋友。

记者（《北京法制晚报》）：我采访过曲乐恒，他说他一直想问你一下，那天晚上到底车祸你有没有造成受伤？有没有报警求助？这个事情跟黑社会有没有关系？

张玉宁说:首先我给你讲一个车祸的过程，当时车祸发生以后，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听到有一个叫，曲乐恒很痛地在那儿叫喊，我醒了，当时车里已经没有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想下车，车撞的部位是我的方向，正前方，车已经变形了，我想开门下车下不去。

张玉宁说:后来我从车门爬下去，车锁还给锁上了，我费了很力气爬出去，当时连路都走不动，而且那个地方因为比较偏僻，所以电话信号不太好，我给吃饭的几个朋友打电话都打不通。后来正好有一个过路的老大爷招手过来，老大爷说小伙子撞车了，我说是，走不动路了，您能不能帮一下忙去前面的饭店叫一下我的朋友过来，后来我的两个朋友过来了两辆轿车。当时我的胸部撞伤，胯和腿都受伤了，走路很困难。

张玉宁说:当时曲乐恒一直叫，我们问怎么着了，他说腰坏了，不能动，不让我们碰他，一直在那儿喊痛。后来我们的朋友开车过来，我们当时想把他抬上车，因为都是轿车很小，他不让人碰，当时几个朋友稍微懂点医的说，这个时候不能抬，一定用担架用大一点的车，当时地方很偏僻，电话不太好用，通过附近的朋友找了一辆面包车，临时找了一个担架，我当时受伤严重，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受的伤多严重。

张玉宁说:而且当时我的队友王甘他们也受伤了，我们当时决定先坐轿车往城市里走，他坐后面的面包车也往城里走，当时电话信号不好，也考虑到叫救护车，但是救护车从城里开过来要一个小时左右，耽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轿车就一起往那边走。路上我们给球队的队医、教练都打了电话。刘律师你先解释解释黑社会的意思。

主持人说:刘律师：我注意到很多媒体报道指责张玉宁黑社会的事情，这个在法律上讲，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黑社会，我们在《刑法》当中认定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罪名，我们原来全国各地审理的若干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治安案件。现在来讲，第一，他不是黑社会。第二，黑社会组织的特性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也就是说它有一套人马来行使这个组织的活动，单单就这个问题，张玉宁多次跟我谈过，指责他黑社会的问题。

主持人说:刘律师：我也和张玉宁谈到这个问题，张玉宁也讲了，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组织，一般的朋友、兄弟之间，只是这样来称谓，都是队友、同事、朋友。这个问题只能是这么来讲。

张玉宁说:刘律师的意思提醒我，说我黑社会属于诽谤，我拥有我的法律权利，我想我们多年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一直没有履行我的权利，我都放弃，一直保持沉默。我想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们小的时候他们和队里的几个人拜过把子，他当时还是老二，这算是黑社会吗？

主持人说:刘律师：因此说，张玉宁被指责黑社会以后，作为曲乐恒大家也都了解过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去了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告张玉宁是黑社会，东陵法院没有立案受理，说黑社会我个人认为，作为律师来说要拿出证据来，否则的话这种情况带有损毁名誉。

记者（北京电视台）：前期曲乐恒治疗的时候跟辽足借的钱据说都是以张玉宁的名义来支付的，刚才你展示了又支付一部分资金，结案之后是不是等于支付了两份资金来给曲乐恒治疗。你每月挣多少钱？

主持人说:刘律师：治疗费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下一个问题张玉宁来回答。治疗费，当时很多记者参加了一审的开庭庭审，二审期间我们也提出治疗费的问题。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我们私下了解的情况是当时出了车祸以后，曲乐恒的治疗费是俱乐垫付的，不是张玉宁支付的。

主持人说:刘律师：垫付以后，这个钱曲乐恒是否还给了辽足俱乐部，这个情况我们不知道。二审期间，曲乐恒上诉的时候，一再要求法院确认这笔钱还没还，法院也有判决。至于张玉宁支付的医疗费只能支付一份，不能支付两份。至于曲乐恒是得到了一份还是两份，应该去问曲乐恒。俱乐部是否替你垫付了医疗费，你垫付之后又向张玉宁索取了一份，这个只有他本人知道。这是关于治疗费的问题，关于年薪问题，张玉宁可以自己来回答。

张玉宁说:今天我向法院交的赔偿金是我多年积累的钱，还有一部分是我向朋友们借的，因为朋友还是比较照顾我的。谢谢。

记者（《法制日报》）：关于前两个问题我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刘律师讲到曲乐恒曾经在东陵法院做了对张玉宁的刑事诉讼，那次我全程跟踪，但是我们了解的不是您所说的就黑社会提起的刑事诉讼，是交通肇事罪。今天看来的民事赔偿的结果无论是从旧的交通管理办法还是新的交通安全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结果，恰好有一个巧合。你是不是很庆幸自己幸运，你比曲乐恒幸运得很多，他也很幸运，得到社会上这么多的关注，也有你的关心。你是不是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呢？

张玉宁说:应该算是幸运的。

张玉宁说:最起码撞的时候，由于我的无意过失把车撞了，当时树还是撞在我的面前，而我比较注意安全把安全带系上，我感觉我很幸运。如果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我伤了的话，都不知道去哪儿要钱。

主持人说:刘律师：您讲到交通肇罪和交通肇事损害赔偿，在法律上这是两个概念，交通肇事罪有它构成的刑事要件，由很多要件组成。因此说，无论是适用新法还是旧法，张玉宁都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也就是说他不构成刑事犯罪，因为他的过失造成他人的伤害，他只承担的是民事责任。

记者：从小到大跟曲乐恒一直是好朋友，在车祸之前曲乐恒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您说的车祸过程和曲乐恒说的有一些出入，在这个案件之后您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张玉宁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关系都非常好，在我记忆当中有一件最深的事，差不多93，当时我和他因为50超标打不了少年队比赛，教练给我们推荐到国青队去，当时我们在广西梧州集训，只有我们两个人从梧州坐船到广州，从广州又坐火车去昆明，路上教练只给了几百块钱路费。

张玉宁说:到了广州之后找人去订火车票，当时火车票比较紧张，我们找那个人，那个人没有订到当天的火车，可能是三天以后的。我们两个在广州住了三天，而且当时因为钱很少很少，酒店什么都很贵的，我们俩找了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一天好像50块钱的酒店，属于招待所那种感觉，住了三天。当时我记得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要了一盘广州的干炒牛蚵那种东西，每天没什么事去逛街，没钱坐车，拿一张地图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

张玉宁说:我们两个到了昆明，我们在国青队是年龄最小的两个队员，一直很努力训练。我记忆当中我买了一把木梳，橙色的那种，我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一起用，我当时留的是短发，他的头发一直比较长，他经常梳经常用，回到辽宁队我看他一直在用这把木梳，现在不知道他还用不用。前两天有朋友向我要照片，我找到以前的照片，大家看看我们俩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很开心的。

张玉宁说:我非常怀念我们以前的时光，我们一直都是兄弟，从小到大。他怎么看我我不考虑，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兄弟直到永远。

记者（中央电视台）：在出车祸之后你跟曲乐恒还有没有过见面或者联系接触之类的活动？上次采访你的时候你说过，现在两个人的关系确实不是很好，有点僵，你刚才说你们现在的关系依然是朋友，对你们两个以后的关系你怎么看？

张玉宁说:出了车祸以后，我去看望过他几次，但是因为有些客观原因，我训练比赛，时间比较少，他的想法有些改变，他的心态有些变化，这些东西我都理解都了解，我感觉不是很方便。大家还得生活，一切还得往前看，以后会更美好。

记者（中央电视台）：在出车祸之后你跟曲乐恒还有没有过见面或者联系接触之类的活动？上次采访你的时候你说过，现在两个人的关系确实不是很好，有点僵，你刚才说你们现在的关系依然是朋友，对你们两个以后的关系你怎么看？

张玉宁说:出了车祸以后，我去看望过他几次，但是因为有些客观原因，我训练比赛，时间比较少，他的想法有些改变，他的心态有些变化，这些东西我都理解都了解，我感觉不是很方便。大家还得生活，一切还得往前看，以后会更美好。

记者（《娱乐信报》）：这个案子初期的时候有一个敏感问题，边峰……

张玉宁说:边峰我认识，他和我们的辽宁队很多球员都认识，包括教练，俱乐部领导他都认识。他属于一个球迷，非常喜欢看球，经常叫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仅此而已。

记者（《青年体育报》）：当你第一时间知道曲乐恒以后不能踢球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如果这个案子换到别人身上，这四年张玉宁的生活不一定过得比曲乐恒更好，这四年你承受各方面压力的时候，你生活状态是什么样？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张玉宁说:当时我知道的时候，我也在医院里面，因为当时到医院在病床上可能睡着了，很难受就睡了，醒来的时候大夫跟我说曲乐恒的病情。

张玉宁说:我当时很心痛，感觉怎么可能，不可能，这个人不可能的，我当时感觉特别惊讶，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当时就是感觉如果他需要什么，都可以从我身上拿去的这种感觉。第二个问题，我这几年来压力确实蛮大的，有的时候比赛等等被叫黑社会什么的，给我的压力很大。球员在场上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要不然的话如果心浮气躁的话踢不好球，不是说他们一个人两个人叫，很多人叫，你听得很清楚，你心里的感受一直在波动，有些球会踢得不是很理想。

张玉宁说:当时车祸结束以后，我当时在地上爬不起来，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还有一些伤痛，在国家队球队里面经常晚上睡不着觉，做梦会醒。这个东西永远会在我的记忆当中存在的，我会努力去克服困难。

记者：我想问一下这件事情对你今后的足球生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玉宁说:今后的路还长，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感觉在前几年影响倒是蛮大的，就像刚才记者说的，我记得有一届好像足球先生，还有最佳阵容，都因为黑社会这句话给我拿掉了。作为运动员的名誉很重要，你没有达到没有做到，而有些东西我做到了到时候被取消被拿掉的话，你感觉了才会知道。

记者：从各方面报道来说曲乐恒还是非常想听到你当面道歉的话，你对他这个愿望怎么想的？

张玉宁说:从一审到二审曲乐恒一直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法院都没有支持这个请求。作为我本人来讲，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多年的兄弟，在这里我还要说一句，因为我的无意过失使他的身体造成伤害，我要对他说声对不起。

记者（《新京报》）：你刚才说曲乐恒在这四年当中心态发生了变化，你觉得假如你一开始就想到用金钱的方式来赔付他，他会不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你个人认为金钱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你觉得你现在和曲乐恒之间的事件结束了吗？

张玉宁说:车祸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在医院里面躺着我去看他，当时他对我说，事情不完全怨你，我当时坐的位置也不好，当时我也没系安全带。

张玉宁说:我一听这个话我当时感觉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事情全部都是我自己来扛，也就是说当时可以判定的话，不是我百分之百的责任。后来他做伤残鉴定的时候也可以做成二级，我告诉律师和父母我说按一级来算，所有东西让我一个人扛下来就可以了。金钱这个东西在我的价值观来讲的话，钱是无止境的，人的欲望也是无止境的，大家要知道什么时候合适。

张玉宁说:我希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没有力量去挽回以前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多看一看未来，看一看明天，明天可能会更光明更灿烂，我真心地祝福他。

记者（《京华时报》）：当时有一个说法你给曲乐恒有一个私下解决问题的办法两百万，我想问这个事情是否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你基于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来给他两百万？后来听说曲乐恒对二百万是拒绝的，他父亲要求三百万。我们想听一下事实。

张玉宁说:没有这件事情。

记者：你和曲乐恒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你刚才也提到车祸之后他的心态发生变化，我想再问细一点，你指心态的变化是指什么？什么时候意识到他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

张玉宁说:我们还是老话，从小长大的朋友，我一直希望我们这批人每个人都好，没有说希望另外一个人不好的时候，我希望他会早日康复，健健康康的。就像前面说的，我理解他的感受，我也了解他这个人，自从他说完这些话以后我非常理解非常了解，我没有做任何追究，我也没有讲过任何话。

记者（凤凰卫视）：你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能通过私下调解解决，最后闹到法庭到赔款这么尴尬的境地？车祸之后你有没有想怎么去赔付他？在他起诉之前，是因为俱乐部你们三方有一个什么样的协议还是怎么样？

张玉宁说:当时我们俱乐部的经理做过几次调解，但是最终还是失败的。

记者：是因为钱吗？

张玉宁说:应该是吧，当时谈的钱不会比现在的钱少。

记者：当时他还是认为这个钱不够？

张玉宁说:他当时说钱不是问题。就像他现在讲的话也一样，不是说钱的问题。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问题？

张玉宁说:那今天应该把他也请过来。

记者：这个车祸发生的时间比较敏感，是超霸杯之后一个月，有人认为这跟曲乐恒代替你的位置上场以至于一踢成名影响到你的前途，所以认为这是你有预谋的行为，你对此如何评价？

张玉宁说:不知道你最近看没看球，我在辽宁队的时候和我现在转会到申花，哪怕我进国家队。我想足球这个位置不是很重要的，竞争只是在场上。

记者：超霸杯之后，你和曲乐恒的关系心态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张玉宁说:没有。当时超霸杯我没有打，第一是因为我受伤，第二因为我当时想要转会，所以跟教练有一些误解。

主持人说:刘律师：我希望记者朋友看一看法院的判决，判决查明事实讲得非常清楚是过失，请注重这个字眼“过失”，不是犯罪。

张玉宁说:希望你以后多看看球，多了解了解我，你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在场上踢什么位置。我从小的时候是踢后卫的，踢了十年后卫，后来改到前卫，改到后腰边前卫前腰，最终打到前锋。

记者（《劲报》）：你刚才说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曲乐恒针对你开这个新闻发布会说一句话，如果一旦今天下午的这个会议结束以后，如果一旦曲乐恒对媒体也好，会有一些比较过激的言语或者行为的时候，你是否还会保持自己法律的效力或者对媒体做一些回击？

张玉宁说:我的律师在。

主持人说:刘律师：这位记者朋友讲的问题我们在交谈当中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张玉宁之所以今天请记者朋友们来跟大家说说心里话，他四年没讲，为什么今天要讲？他跟我讲，他把曲乐恒一直作为他的朋友兄弟来对待，对原来曲乐恒他非常明确表示，对原来曲乐恒或者媒体朋友、球迷朋友有些过激的行为，过激的指责，张玉宁对以前的行为一概不追究。

主持人说:刘律师：今天这个会议结束以后，如果再有损害他人身名誉权的问题的话，他可以保留他追诉的权利，法律上赋予他的权利可以保留行使他的权利。

记者：当天案发的时候，你是不是酒后驾车？刚才你提到当时的法院判定以及交管部门认定你驾驶的汽车，你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你刚才说你不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谁承担其它的责任？

主持人说:刘律师：责任认定的问题，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程序的，法院的判决也是根据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来认定的。当事人的双方对于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书如果不服的话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再驳回的话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撤销复议。

主持人说:刘律师：张玉宁讲的意思，当时的情况包括交管部门在事件调查当中走的都是法律程序，如果按照当时的那种叙述情况的话，张玉宁有可能不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并不是说他要承担50％的责任，有可能他承担90％的责任，也可能承担80％的责任，那是根据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来定。

主持人说:刘律师：张玉宁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兄弟也好，朋友也好，他讲到我把所有责任承担起来，就算责任认定百分之百他也不会去复议。喝没喝酒的问题，当时交管部门有认定，现在案件已经结束，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张玉宁说:没喝。

主持人说:记者（《中国足球报》）：我不了解我也不明白你今天开这个新闻发布会想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刚才我也听到你回答了一些问题，我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感觉你的内心当中也是有很多委屈的。你刚才展示了一些证据证明你和曲乐恒过去的那种感情，以我个人的理解，这个事情一开始，事后的发展并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曲乐恒说过没有你的责任，你也曾经表态会负担他的一切。

主持人说:记者（《中国足球报》）：这个案件发展到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说过这句话，报纸称张玉宁说你会尽你的所能去负担一切。如果事情按照这个来发展的话，这个事情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刚才律师讲法律的问题，法不容情，如果想讲情的话可能跟法律还有一些差距。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有很大的漏洞，你如果想钻这个漏洞没问题。

主持人说:记者（《中国足球报》）：现在我理解了，你今天付了这笔款之后开这个新闻发布会，除了经济上的赔付，想把心里的债勾销掉，如果想心理上没有任何负担的话，应该在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有很好的表现。事实上很多事情是相辅相成的，你刚才提到你是不是喝酒，你可以说你没有喝，大家也都听到了。没有喝会永远记载在历史上，到底喝没喝交管部门有认定，我们只能按照法律认定。人情到底能不能还，无论从目前来讲还是长远来讲，这个只有在每个人的心中。

张玉宁说:谢谢你的总结。你准备明天就这么写？

主持人说:记者：这个事情从发展到现在我没有写过任何一个字，以我对这个案件的理解，如果我写到报纸上去恐怕会对你不利。我自己想清楚写到报纸上去最好不带色彩写，所以到目前为止，甚至到明天我也不打算写任何一个字。

记者：当初一审判决下来的赔偿金额263万，终审的时候是234万，一审时被告方先提出不服判决。263万无法承受，反过来234万就可以执行，是不是就差这么二三多万块钱。如果当时曲乐恒开车，你这边无法踢球的话，你是否会像曲乐恒一样提出价格非常高的赔偿？

张玉宁说:如果换一个位置的话，我不会这么做的。有些损失用钱是无法弥补回来的，有些东西你损失了，你会从另一方面得到更多的东西，不一定是钱。

主持人说:刘律师：一审二审的赔付问题，关于法律问题张玉宁不懂，一审判决以后张玉宁不服上诉，他并不是说数额减少就是公正判决，现在虽然减少29万多不到30万，但是这个判决仍然有问题。

主持人说:刘律师：我从法律角度来说，问题在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误工费，判决当中讲的非常清楚，第一条认定了本案不适用与2000年5月1号生效的新司法解释，误工费引用了交通管理办法的第37条第二款，讲到误工费有固定收入按照固定收入，固定收入超过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的三倍以上按三倍算，全国的交通肇事案件所有的交通肇事案件都是这样计算的，唯独这个案件没有这样计算，为什么？法院评论说生效以后生效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违背了公平原则。

主持人说:刘律师：然后用了“填补的法律宗旨”，这个判决既然认定它不适用于新生效的司法解释，为什么要用“填补原则”，用一个理论探讨性的问题来对抗已经生效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我觉得不合适，这一项就40多万。第二项，残疾用品用具费，法律规定有用具没有用品。现在讲的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要赔，这是法院的自由裁量，这个问题很难说。

主持人说:刘律师：第三项是精神赔偿抚慰金是70万元，媒体报道的时候采访法院的时候法官讲，他举一个例子说70万不是辽宁沈阳地区最高的，王军霞是80万最高的，按照没有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抚慰金赔偿里面的六点要综合来看。我讲两点，一个是由于你的侵权造成了获利，用王军霞的照片获利，第二个是你的支付能力，赔偿给王军霞的是一个几百亿资产的企业，它才赔偿80万，而张玉宁个人赔偿70万，本案张玉宁没有因为侵权获利。

主持人说:刘律师：因此我说法院的判决现在这个判决，法院讲到这个判决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到目前为止，二审已经终审了，这是法院赋给他的一种权利。实事求是讲，法院采取的公平原则，曲乐恒已经这样了，张玉宁还在踢球，对曲乐恒不公平，但是整体案件来看，中国是一个法制，你讲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小提琴家，一个钢琴家都要适用一个标准吗，因人而宜吗？我觉得这个不对。法院的判决张玉宁现在也不满意，不满意有什么办法？可以申请再审。

主持人说:刘律师：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但是今天张玉宁已经让我代表他向大家讲，张玉宁准备放弃这个权利。既然法院终审判决了，我钱也是给付了，那么我准备放弃这种再审的权利。

记者（《北京晚报》）：230万的赔偿金是不是就没事了？

主持人说:刘律师：张玉宁有一个态度，这个案件是不是结束了，他也在问我这个问题。就本案来讲，这部分的争议已经结束了，有些媒体朋友可能要问今后的治疗费怎么办？今后治疗费法院讲得非常清楚，张玉宁的态度是合理的、必要的，应该张玉宁履行的义务他要履行。

记者：有关你黑社会的说法出现以后，你还有边峰被戴上黑社会的帽子，后来边峰和曲乐恒打过官司，你没有打这个官司是为什么？

张玉宁说: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从小一个教练，吃住都在一起，当时我们基本算是封闭训练。我的律师已经解释过黑社会的性质，根本不可能的东西，没有必要再说什么，我想还是沉默，让他缓和缓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