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引入积极且富有时效的教育疏导机制,引导球员从"低素质人群"向更高层面迈进；其次是加强职业联赛“社会化组织”的行业创建,确立防范“赌,假,黑”的安检系统；最后就是要强化球员的自律意识和安全警觉意识。
采访对象：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美生,今年58岁,曾出版过多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专著。
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讲,“刘建生事件”折射出目前中国球员一种超标的心理状况,即违犯社会准则,法律界限的“个人欲求失控”,造成了严重的行为偏差。
球员身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身处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的复杂社会空间,他们对自身的行为规范标准缺乏明确严谨的行为自控能力,从而导致了“负向社会化过程”的畸形演变。
那么,如何规范球员的行为准则,如何帮助他们构建良好的人生价值观呢？我认为,首先要引入积极且富有时效的教育疏导机制,要使以前并不生动的“德育教育”立体化,生动化,最重要的是“制度化”,要引导球员从“低素质人群”向更高层面迈进,而这种软性服务功能却是被很多足球职业俱乐部所忽略的工作死角；其次是加强职业联赛“社会化组织”的行业创建,简言之,就是要净化足坛环境,要尽快确立防范“赌,假,黑"的安检系统,使造假者,涉赌者无处遁形,在强大的威慑机制前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后就是要强化球员的自律意识和安全警觉意识。
刘建生声称他是被人陷害的,抛开事实真相不谈,如果刘建生能提高个人修养或安全警觉意识,那么即便是圈套也能安然避过。
但目前的难题却是,中国足坛的大环境良莠不分,又缺乏”制度性约束“的有效监控力度,而球员自己又身处浊清难辨的社会大染缸中,没有明确的是非辨别力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做良性引导,很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希望此类事件能敲响警钟,引起更多人尤其是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减弱乃至避免“刘建生悲剧”的反复发生! (该文为专家观点,不代表本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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