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哈恩：傲慢与偏见并存 缺少交流是最大失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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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SOHU.COM 2004年11月24日11:35
体坛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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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听不进中方教练组的意见
抛开采访者与被采访者这样的关系，说实话，与阿里·汉要成为能够交心的朋友是非常困难的。我曾经与阿里·汉的经纪人比利时人西迪有过不少接触，西迪告诉我，他代理了很多足球教练，但在代理的众多教练员，阿里·汉属于那种比较“高傲”的教练。西迪解释说，这种“傲”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荷兰人，荷兰人的性格本身在欧洲众多国家中就应该算是比较“孤傲”的，这与荷兰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关。而阿里·汉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特别是他在与意大利队那场世界杯赛上攻入的那记远射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这就使得他比其他荷兰人在性格方面更显得突出些。
正是由于这种“傲”，要想与汉成为真正的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执教中国队期间，他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很难与球员、中方教练成为那种无话不谈的朋友，甚至期间一度还曾与翻译董铮发生过“摩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关键时刻总是要听德扬而不是中方教练组的意见了。当然，在外界看来，这或许就是常常挂在嘴边的“听不进中方教练意见”的评价。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亚洲杯赛之前到中国队来临时帮忙的队医斯蒂尼来。为什么会让斯蒂尼来帮忙？一个实际情况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球员受伤之后，中方很难将球员的伤病情况准确地告诉阿里·汉，即便是翻译董铮，由于并不熟悉医学专业术语，也很难把伤病情况翻译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比利时的斯蒂尼就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直接与阿里·汉交流。而另一原因恐怕并不是外界很清楚的，就是阿里·汉有一种感觉，就是中方的队医似乎是听从了队员的意见，如果队员想参加训练、就告诉说问题不大；如果队员不想参加训练、就告诉阿里·汉问题挺严重的。事实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伤病是“汉家军”中很严重的一种问题。换句话说，阿里·汉对中方工作人员产生了某种不信任的感觉，而且随着在中国生活工作时间的延续，阿里·汉也逐渐了解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使得阿里·汉更加不愿意主动与中方进行沟通。
在汉执教中国队的2年时间中，正是由于性格原因，他没有主动与中方进行交流与沟通，导致很多原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例如，汉曾经告诉过我，平时领队朱和元和翻译董铮经常会跟他说，无论是训练还是赛前准备会部署时最好能多说一点。但他感觉自己已说得够多的了，没什么可以说的了。他觉得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朱和元和董铮会那么跟他说，而他那种“高傲”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不会主动去问中方：“为什么要多说？”“怎么个多说些法？”而出于对汉的尊重，中方也不好意思去多作解释。
很多球员回忆起亚洲杯赛时，认为阿里·汉在赛前找队员单独谈话的方式很好，他们清楚了自己该去干什么。但亚洲杯赛上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是加剧了阿里·汉性格中的那种“高傲”成分，因为亚洲杯赛是他的得意之作，甚至在很多方面，中国队在冠亚军决赛中因为一个手球导致最终与冠军擦肩而过让他“自我感觉”更好，而这也为与科威特队的关键性世界杯预选赛中失利进一步埋下了隐患。直到中国队输给科威特队之后，阿里·汉才有所醒悟。
也许外界并不是很清楚，邵佳一在亚洲杯赛之后能够在慕尼黑1860队打上比赛并成为主力，与阿里·汉很有关系。阿里·汉在亚洲杯赛之后曾多次与慕尼黑1860俱乐部的官员、教练进行过交流，最终让球队主教练承认了邵佳一的能力。而这与慕尼黑1860俱乐部的官员都和他一样同为欧洲人有很大的关系。但在中国队执教期间，阿里·汉却很少会与地方俱乐部主教练主动进行交流，从而有效地将俱乐部球队与国家队结合起来，更多地只是让翻译董铮打个电话。例如在颇有争议的郑智问题上，即便是国家队在广州三水集训期间，深圳队主教练朱广沪也带队在三水集训，阿里·汉也没有主动与朱广沪就郑智的位置问题进行很好地交流、解决这个问题。
缺少必要的交流或许是汉在他执教中国队期间最大的一个失误，而这恰恰是性格使然。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阿里·汉无法直接与中方进行对话、对中国国情缺乏必要的了解也让他减少了与中方多交流的可能性，否则，阿里·汉临走之前也不会向我感叹：倘若可以重新来过的话，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学习中文！只是在这个时候，阿里·汉才真正意识到了交流的重要性。可惜，阿里·汉醒悟得太晚了。
编后：在涉及对阿里·汉这个人物的最终评价时，我们力图用一种尽可能中性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偏执”本身是一个可褒可贬的词汇，在ＩＮＴＥＬ创始人安迪·葛洛夫那里，“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但是，这并不意味“偏执”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对于那些才华平庸之辈，偏执更多的时候则导致更严重的悲剧——用偏执来审视阿里汉，审视他在处理业务、人际以及其他问题上，我们最终看到的事实显然更偏向于后者。（作者：马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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