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从意大利捎回来一盒录像——《1982年世界杯决赛意大利ＶＳ巴西》，真是珍贵的礼物。1982年7月5日，那一届巴西队的祭日，也是我作为球迷的生日。当然那一天也是罗西的传人卡萨诺的生日。在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我为巴西队伤感；在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我曾经从黄昏到清晨彻夜守在海边，落日之后是漫漫长夜，漫漫长夜是一张渔网，将成千上万的鱼儿和一轮太阳打捞上来。2002年7月1日，我守在横滨国立竞技场，当卡福举起金杯的时候，我脑海里是一轮1982年的落日，被打捞上来，高高托起。20年，长夜昏迷的身子，和黎明苏醒的一颗新头。
“我想把你的头拧下来，安装一个新的！”年轻的时候人很容易把世界当成一个冲凉房，似乎问题就是换一个喷水头那么简单。
结果是：自己的头被拧了下来，换成一个老的。苏格拉底，这个拥有足球史上最牛逼的名字和最优雅的气质的人，在从这个世界撤退14年之后，又回来了。一颗蠢蠢欲动的落日，慢慢滚过约克郡的冬天。我在电视上无数次见过济科——1982年我的头号偶像——也在2002年世界杯决赛前巴西队的训练场边见过法尔考，甚至在唱片中听过儒尼奥尔的歌声，只有苏格拉底差不多杳无音讯。一直传说他是个博士，其实不过是一种合理想象，谁让他的传球像哲人苏格拉底的格言一样精妙呢？哲学家苏格拉底将灵魂灌注进足球家苏格拉底的双腿。
当然，苏格拉底此次在英格兰地区联赛的复出恐怕只不过是为了挣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或许比去电视台评球高一点——没准和哲人苏格拉底一样，他也有个悍妻在家里逼着他赚钱。但据说他这次复出不是为了钱，唯一的好处只是随意决定上场时间，以及随意抽烟喝酒的权利。
当后来的世界飘满4Ｒ的旗帜，1982年的沉船始终在我的床底下，鼾声如涛。直到1982之后，我才知道在1982的巴西沉船之下，还沉睡着1974的荷兰沉船。1974或1982，横竖都是死，但要死得漂亮，像1974或1982。
送我这盒1982世界杯录像的女孩生于1982，她喜欢萨维奥拉，可能还有卡萨诺、卡卡。她不太认识这个叫作苏格拉底的老头。但为什么一定要认识呢？就像那天英格兰对西班牙，当鲁尼被换下场、愤怒地把黑纱解下来摔到地上时，埃姆林·休斯在天堂看到了，肯定在想：这个土豆是从哪片烂地冒出来的？
隔代相望遥不可及。就像那天孙朝阳抱着一岁女儿扣扣到办公室示威游行一周，众人横竖看不出父女相像，但当孙老翻出自己一岁时的照片，我就傻眼了：那不就是眼前的扣扣吗？
所以老头们，小屁孩们，让我们一同老去。还有一个生于1983的女孩，问她认不认得苏格拉底老头？也是一脸茫然。1982的巴西队之于她就好比1969的伍德斯托克于我，只不过是前世的风暴，是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敲门声，大门打开后，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上。
今天我上火，牙痛，吃不消重庆火锅、剁椒鱼头和巴西烤肉，想起苏格拉底，他曾是牙医。没见过踢球如此挑剔、如此洁癖的人了，这个人把剑当作了牙签，给上帝剔牙。我说的是彼苏格拉底，也是此苏格拉底。
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老骨头，猎鹰会拿我们的骨头，慢慢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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