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7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风暴中，“中超”设计人之一的郎效农总是三缄其口。近日，老郎接受了央视《足球之夜》的采访。
记者：有人说足协和俱乐部打起来了，在您看来足协和俱乐部正常的关系是什么？
郎效农：中国足协应该说是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是管理全国足球运动和组织足球竞赛唯一的组织。中超俱乐部是按照中超标准审核合格后，在会员协会注册，然后在中国足球协会注册，成为中超委员会的会员。中国足球协会在中超联赛管理这方面来讲，是按照管办分离的方式，设立了中超委员会，由中超委员会具体组织运作中超联赛。
作为中超委员会的会员，他本身有权利、有责任向中国足协、向中超委员会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包括改革的意见或建议。但这种建议应该依章按照一定的程序正式提出。这一次几家俱乐部提出的所谓改革建议，是在国安罢赛违纪，中国足协要对国安处罚，国安不愿意接受，舆论也对中国足协施加压力这么一个情况下提出来的。而且这种方案的提出，是按照一个先公布于社会，再提交中国足协这么一个程序，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向中国足协要所谓四个权利，即中超联赛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由此成立一个所谓的联盟公司，推翻中超联赛。并且，还是用一种逼迫的方式要求中国足协接受。这样，无论从时间上、方式上、程序上、内容上、要求和行为上来讲都是错误的。所以说这种方式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记者：俱乐部提出按照国际足联章程第71条，足协享有联赛最初所有权，这个最初所有权怎么理解？
郎效农：国际足联章程第71条，实际上有两款。第一款说了国家协会拥有所有权，第二款实际就是一个国家足球协会，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分配这些权利，运作这些权益，分配这些权益所获得的收入。十年来，联赛整体商务运作的70％到80％，甚至有些年在80％以上，都用作联赛成本、俱乐部分配和赛区分成。中国足球协会在这个权利和权益的处置上，应该说是合理的，是客观真实的，也是有案可查的。
记者：近几年联赛中，假球、关联关系、赌球等现象比较普遍，有人对足协管理能力提出质疑，你怎么看？
郎效农：这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球迷的利益，损害了社会环境，也严重损害了中超联赛自身的形象。这个问题的出现和发展，中国足球协会肯定有责任，中超联赛委员会实际上有更多责任。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方面原因，一个是社会大环境中一些不良因素和不良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足球界本身存在的问题。
记者：在设计中超的时候，哪些方面和过去甲A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郎效农：中超的体制方案就是在中国足球协会领导下，以中超委员会为管理核心，以俱乐部为参加主体，以中超公司为经营实体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框架结构。由于它没能全面落实，或者说是中超公司的缺位，就使得这个框架结构难以有效运转或者无法有效运转，这也是后来出现许多矛盾和问题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原因。下一步就是落实，按照中超联赛的框架结构，先从体制上要予以落实。但是，是不是体制改了、机制变了，今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是。我前面说了，像环境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是所谓假、赌这些问题，那是由社会上大的环境因素与足球小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而下一步除了体制落实和建设外，治理环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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