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经历，而说到如今风光无限的云南红河奔牛队队员，他们要讲述的是一个个辗转漂泊的故事。从一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也许对他们来说，可以上场打球证明自己的地方就是归宿。
“儿子住院了！”36岁的欧阳贵景叹一口气，放下筷子发愣。儿子今年五岁，这五年恰好是欧阳四处漂泊的五年，从广东宏远到新疆，再到陕西、香港，乃至新加坡，这几年间待过多少支球队他自己都需要时间细细计算，“不管怎么样，打完了今年，我肯定要休息了。”欧阳说云南是他流浪生涯的最后一站。
最对不起儿子
队里的人说起欧阳，异口同声地选择了一个词儿，“模范丈夫”！这么多年，欧阳一个人支撑着一个家，他妻子没有工作，自己的母亲和丈母娘也需要他奉养，四处奔波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生活所迫，“手里多挣点钱，我心里也踏实一点啊！”
旁人说他辛苦，他只是淡淡一笑，用他带着广东腔调的普通话说，“这是应该的嘛，我是男人嘛！我不养家谁养家呀！”
他是特别专一的那种人，从有了手机以来，这么多年只用一个电话号码，手机也从来不换，对家人更是宽厚忠实。大家都说他是好男人的代表，他却说自己是不够格的，“最主要的是对不起孩子，他长这么大，我一直在外面。我老婆有次说她也要出来做事，我就跟她说了，‘你在家带好儿子，是最了不起的工作！’”
这次落脚云南，球队这边特意给他提供了房子，让他把老婆孩子一起接过去住，这个优待让他特别满意，虽然一家人都在异乡为客，但因为时常可以跟妻儿相见，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对于奔波劳累的过去几年，他也丝毫没有抱怨，“我觉得生活还是对得起我的！”
他的幸福标准很简单，一是可以打篮球，“从小就打球，没有球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还有就是可以过他习惯的集体生活，“我平常在家也是这样，不怎么烧饭的，我就习惯了在食堂吃饭，又简单又能吃饱。”而这样的生活还能让自己有能力支撑一个家，“还有什么好不满意的呢？反正我是挺容易满足的吧！”
退休了再去讨债
打球打了二十多年，欧阳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多事情真是说一晚上都说不完的”，而其中最让他慨叹的是遭遇香港飞龙烂尾，自己辛苦打了一个赛季却只拿到三分之一的工资，最后老板给他留下了一张23万的白条作纪念。
2002－2003赛季香港飞龙队“欠薪”风波是当年的CBA焦点事件，“当初老板（李国良）搞这支球队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赚钱，那时有一家香港企业表达了想出资800万赞助球队的意向，而老板在请人估算了参加CBA联赛的经费大约只需要350万左右后，觉得有钱可赚，便决定组队参加联赛。结果，后来那家企业没有出资赞助球队，没有了资金来源的老板就采取了‘拖’的办法苦苦支撑，不仅给球员发不出工资，甚至连球队出去打比赛坐飞机的费用都拿不出来了。”
意外和变故使得欧阳以及教练、队友们忽然变成了“生活中的可怜人”，打了二十多年球，一身伤病的他，原本想趁自己还打得动的时候，多挣两年钱，补贴家用。
因为自己是广东人，当初在香港队发出邀约的时候，他欣然同意了，“生活习惯相似，比在北方打球舒服些。”为了选香港，他还和爱人闹了个小别扭。“我老婆是陕西人，当时陕西东盛也要我去的，因为先答应了香港，就没去那边。”
他是一个勤勉的人，拿了人家的钱就为人卖命，时任教练李仁至今还忘不了他那双打着大血泡的脚，“他一来放下背包，穿上一双新球鞋就上场练习，结果脚磨了一个大血泡，在北京打的两场比赛，他都是强忍着打下来的。这个欧阳真是个好人啊！”
结果“好人”为香港队苦拼了一个赛季，只拿到三分之一的工钱，“回家后，自己都感觉不好意思见老婆了。”说起来那张白条，他感叹，“打了二十几年的球，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说起李国良，他摇头感叹，“他也不是一个坏人，我们因为工资的事情，打了不少的交道了，他倒真不是想赖账，就是没有钱。我们大家都是一般可怜的人！但是我可怜他，谁又来可怜我们呢！”
因为这个事情他意冷心灰，开玩笑地跟家里人说自己真的要挂靴了，“我都跟我家人说了，到时候，我在我家门口钉两个钉子，把我给香港队打球时穿的两只鞋，一边挂一只！”
云南队组建的时候，因为主教练吴庆龙是自己当年在国家队的队友，“他打电话叫我过来，我相信他，他是不会骗我的，这就过来了！”
打完这个赛季，欧阳决心退休，“年龄太大了，我老婆也劝我，该休息了！”他开玩笑说“退休”之后，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把拖欠的工钱给讨要回来，有人让他去找黑社会帮忙，老实的他连忙摇头，“把钱要回来就行了，我可不想再惹事。”他说自己听说过一种新的讨钱方式，“讨债的人紧紧跟着欠钱的，他去吃饭也好，会朋友也好，走哪儿跟哪儿，就一直不停地说，‘你欠我多少多少钱，你把钱还给我吧！’现在做生意都讲究信誉，欠钱的名誉受到影响，就把钱还了……”
他呵呵笑着，脸上有一种平静的幸福和单纯的快乐。从他的脸上，你看不出这个36岁男人所经历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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