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下）
作为中国足球的职业经理人或者投资人，俱乐部老总们在职业联赛中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看上去简单明了的问题放在中超元年，竟然没人可以说清楚答案。于是，围绕着职业联赛的产权问题，中国足协与七家俱乐部老总们展开不见硝烟的论战。让足协备感困惑的是，以往甘作顺民的俱乐部老总们，为何到了中超元年纷纷挺直了腰杆闹革命？大佬徐明成为“起义”俱乐部的带头人，在“天下第一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中超十二家俱乐部中，有七家俱乐部站在了中国足协的对立面，然后是公车上书，举行第N次投资人会议，抛出第N个决议……以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老总们，一举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与中国足协的斗争，在吸引公众眼球方面甚至超过了中超联赛本身。利益有冲突也罢，足协太黑暗也罢，不管怎样，联赛大舞台上的主角不是球员，而是俱乐部老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
10月2日 ，杨祖武冲冠一怒，率领北京现代队罢赛。有人说，这具有革命意义。也有人说，那是一场闹剧。 10月17日 ，徐明抛出 13份文件 8 万字的“斗争纲领”。有人说，这是徐明接过了杨祖武的菜刀，继续闹革命。也有人说，那是足球大鳄要求分赃。 10月18日 ，中超委员会上，足协高层首肯“斗争纲领”中部分提议，当晚阎掌门夜赴“鸿门宴”，标志足协放下高姿态。有人说，这是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中国足球有望迎来改革的春天。也有人说，那不过是足协与投资人之间的“推杯换盏”和“密谋勾结”。自从罢赛事件以来，风波愈演愈烈，一时间已经难以平息，这到底是一场呼唤春天的“十月革命”，还是一次由小丑闻、小闹剧升级而成的特大闹剧？我的观点是，这次风波绝没有某些人鼓吹的那么高尚，但也绝没有某些人鄙弃的那么不值，而其积极意义应该占据主流。
十月革命的积极意义
尽管真正形式上的革命今年才姗姗来迟，但众所周知，革命的提法绝不是现在才有。在每一次中国足球灰头土脸的时候，在每一次中国足坛出现闹剧、丑闻的时候，总不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足球需要革命！但中国足协为首的决策层每每以“总结”、“反思”之词顺利蒙混过关。结果却是中国足球在失败的轮回中越来越掉队，越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今年中国足球满目疮痍是各种顽疾一直没有根治的并发症状。 而只有掀起革命风暴，发生大事件，才能起到实质性的变化。杨祖武率队罢赛然后以徐明为代表的投资人向足协公开宣战，这已经打破了以往行动上的“沉默”，这种行为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是值得大加赞赏的。而政治革命之初也往往是并不合规矩的暴力起义，因此“流氓会武术”的做法本无可厚非。
当然，国安不见得有多纯洁，似乎也受过不少裁判照顾，大连实德更是有派系纠葛，闹革命也有乘机保护同胞兄弟四川冠城之嫌，而他们的“斗争纲领”要旨也在于向足协要权，他们还有资格革命吗？不过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不分阶层和成分的，农民可以放下镰刀闹革命，工人可以放下榔头闹革命，文人墨客、贵族高官、市井小贩也有有资格闹革命。客观地讲，历史上的一次次革命也大多是因为自己阶层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爆发。徐明等人革命的动机中难免有为自己谋利益之嫌，但关键要看所掀起的革命运动有没有进步性，有没有前途。
虽然中国足球的这场十月革命由于其内容的不合国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不能为中国足球带来春天，但正是G7的发难，才让足协终于痛下决心直面中国足球腐败和丑陋不堪的真面目。一贯高昂着头的足协终于放低了姿态，并且表态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种放弃以往带有浓重官僚主义色彩作风，转向民主的做法，应该是一种好的兆头。“十月革命”开创了革命的先河，也将影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鼓起勇气为中国足球的发展献策出力。革命或者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更需要时间来摸索和实践。如此一来，中国足球起码有了一步步走到符合正常规律的轨道的希望。 十月革命的消极后果 12月3日，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在作客央视《足球之夜》时，对“革命派”发动了猛烈抨击，将他们发起的“革命”比作灾难性的文革，称他们是“在错误的时间办了错误的事”。
不管徐明们服不服气，就算革命的内容颇具积极意义，但这场革命发起的时间确实值得商榷。就在中国队出征迎战科威特的关键之战的前夕，也就是说，在中国队面临争夺世界杯小组赛出线权的关键时刻，中超联赛却出现了国内历史上罕见的国安罢赛事件，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徐明为首的“七君子”揭竿而起，掀起了所谓改革风潮，并不断向足协施压，球场暴力也接连不断。球员们在前方卖命，而后方却屡屡出事，本来就心理素质不佳的球员难免不分心受到干扰。 中国队小组赛以一球之差功亏一篑，令不少球迷失望得差点背过气，众多媒体更是口诛笔伐，将矛头直指中国足协，“革命派”也为自己的造反行动找到了新的口实。关于中国队这次受挫，人们或许能找出一千条失利的原因，诸如足协选帅失误，阿里·汉平庸，足球环境太差，赌球、黑哨横行等等。但我们不该忽略的是，十月以来G7的“革命行动”，严重干扰了中国队冲击世界杯预选赛的赛事和训练。以“革命派”自居的俱乐部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首先“革”掉的竟是中国队小组出线的“ 命”。而且在足协擅长的“耗”、“泡”政策的太极云手作用下，投资人所有的提议都被化百炼钢为绕指柔，改革小组至今云山雾罩，职业联盟更是没谱，只有财务公开做到了，但是还是不疼不痒。
结果，这场改革旷日持久，却又始终不见成效，终于成了中国足球的一次严重内耗，耗去了中超联赛的质量；耗去了真正关心中国足球发展的广大球迷们的耐心；耗去了中国足球发展的决策者们“干正事”的精力；耗去了中国足球在世界范围内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点“光辉形象”；更耗去了中国足球宝贵的发展进程。在足球改革作为体育改革突破口的背景下召开了这次会议，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明确了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的方向，提出了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职业俱乐部体制的思路，中国足球由此开始从专业化体制向职业化体制转变。尽管当时多数代表都对职业化改革持怀疑态度，但这却阻挡不了足球改革的浪潮。
联想：今天的革命与十年前的改革之比较 1992年6月，全国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八一体工大队所在地北京红山口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说：“这次红山口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的转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解放思想，建立新的国际水平的足球体制，用十年或者更长一点 的时间，把我国的足球事业搞上去，这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党和政府对足球界提出的历史性任务。”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以袁伟民为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的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国足球开始了新长征。 而到了1993年10月14日，也就是施家军死于约旦伊尔比德后，中国足球界全部“精英”齐聚大连棒锤岛宾馆，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会诊上不去的中国足球。
那次会议可以说是“红山口会议”的延续和完善，会议上讨论和修改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在会议上决定了中国男足要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韩日世界杯进入16强，把1994年甲A作为联赛的改革试点，正式决定在1994年推出职业联赛，与国际惯例接轨——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比赛实行主客场赛制。 至此，中国足球开始了为期十年的红山口模式，也恰好是甲A的历程。 12年前的红山口会议被称作“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当时，人们的心情无比激动，毕竟中国也即将拥有象外国一样的职业足球，于是，我们便想当然的认定未来的中国足球会更加规范、更加有序。
随着所谓的职业联赛更加深入地展开，甲A也变成中超，中国的联赛却发生从内到外的震荡，红山口会议下发的20多个文件全部变成一纸空文。 于是乎，在中超、也可以说是中国足球危机四起、纸里包不住火的2004。G7揭竿而起，理由是改革不管用了，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中国足球的旧世界、开辟一个新世界。但是他们却不擅长创造一个新世界，结果几剂猛药下去，病入膏肓的中超非但没见好转迹象，反而离死更近了。
就像12年前没人会想到中国足球会走到今天这一步，1992年的足球大环境之单纯也是今天不可想象的。那时出台的改革措施在今天看来，有的甚至连改良都算不上，但是毕竟迈出了给中国足球立规矩的第一步，尽管这些规矩后来没能得到有效实施。而今天的大环境决定了中国足球不可能再向当年那样小步慢跑前进。但是G7“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做法却使中国足球礼崩乐坏，让这个危重病人大步向前，结果只能是拉了胯。 但不管怎么说，G7的发难客观上指出了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不破不立，中国足球、特别是国内联赛必须彻底改革——推倒重来。 《大众生活报》 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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