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洪军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刘鹏出任体育总局局长，并一夜间成为焦点人物，他的到来，正赶上中国体育面临着矫正价值观念，足坛渴望拨乱反正这一特殊时期。奥运战略，让金牌成为在计划经济泥潭里的一朵奇葩，但举国体制还是受到了质疑；另一方面，早已走向市场的足球，却在混乱里迷失了方向，甚至濒临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鹏上任，任重道远。
有位评论家反思中国体育时，提到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为中国射下的首枚奥运金牌时，他形象地说：“这一枪打开了中国体育的一个陷阱——奥运金牌的陷阱！”于是，“东亚病夫”的帽子好像被摘下了，东方巨龙也苏醒了。在金牌的刺激下，我国固有的由业余体校、专业体校、地方体工队、省队、国家队层层遴选人才的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如果说这个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那么这个机器的润滑油是金钱。
有人做过统计，备战雅典奥运会，我国花费近200亿元。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2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近7亿元。这数字是否权威，暂且不论。我们再看看专家的说法。刘翔在2003年的花费大约在三百多万人民币以上，其中包括超过百万元的环保型塑胶跑道和几十万元一套的新式跨栏。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估计，“国家在一个奥运选手上投入的费用大概在四五百万元左右，按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计算，总投入大概在16亿至20亿之间。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的成本就是五六千万元的水平。”这也只是以四年为计算单位得出的数字。
金牌的价格超出它的价值，这是事实。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价格始终围绕价值上下浮动，一旦大幅度超出它的价值，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来说，金牌战略已经让中国体育出现了看不见的“经济危机”。
如果说金牌数量真意味着强国，那么“强国”两个字就像包装精美的高档保健品，花钱就能买到！体育，究竟要金牌，还是要健身？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这就像增强身体素质，是吃保健品还是参加体育锻炼一样。难道，强国的梦想，还该枕着金牌这个枕头鼾声如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雅典奥运会后，32枚金牌引发对举国体制的反思，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体育价值观念的反思。这种理论反思，因体育总局局长易人，又被赋予了一种行为意义。那就是面临2008奥运会，体育该成为大众的节日，还是锻造金牌的工厂？
人们对刘鹏的企盼，还在于眼下的足球改革走进了死胡同。改革派偃旗息鼓，困顿不堪。足协呢？依旧瞒天过海，或靠一些空洞的理想自慰自乐。足球这种混吃等死的样子，让许多人从失望走向绝望。刘鹏履新，他能对眼下的足坛熟视无睹吗？
中国足球在2004的毁灭性打击，人们寻找责任人时，大多盯着阎世铎。回想他四年多来走过的路，是非功过不需赘述。但是，在国家体育总局各个中心里，足球管理中心丢人现眼，除了阎世铎，作为体育局领导，也未免有监控不力之责。的确，袁伟民是体育界第一个由基层教练走上高层领导岗位的人，而且，即使是冲着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的巨大成功，也无人能够抹煞袁伟民在任的政绩。可是具体到足球的问题上，最关键的症结就在于用一种标准操作两种模式。事实上，中国体育的成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功，而中国足球的失败，恰恰就是用计划经济体制操作市场经济的失败。“为什么乒乓球能这样，足球就不能这样”、“为什么女排能这样，足球就不能这样”？这是总局领导抛给足协领导的最常问问题，这足以证明中国足球职业化十数年，上层建筑的观念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市场化过。
国家队在广州猝死后，改革派与足协的纷争陷入僵持状态。当时，我在本报曾写过《改革期待第三种力量》，其观点是中国足球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即倚靠体育总局领导高瞻远瞩，及时出手，整治足坛混乱无序状态。刘鹏的到任，为中国足球自上而下的革命提供了契机。当然，如果说中国体育改革是一盘棋的话，足球改革也不能孤立进行。清醒地反思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才至关重要！
足球走职业化道路已经十多年了。它从计划经济体制里迈进市场，其中的阵痛有目共睹。比如说，职业化之初，辽宁和广东两个省级球队，它们曾把持中国足球南北两大阵营，也左右着中国足球的技术流派。可在职业化冲击下，两支球队相继堕落，而以城市为依托球队的崛起，丰富了市场足球的内涵。
那么，什么原因让以城市足球为主体的足球市场进入委靡状态？各方在反思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体制问题。这个体制症结首先在于对足协职能的界定。通俗地说，在足球改革的路上，市场是一根指挥棒，而足协是另一根指挥棒。足球市场需要调节时，运作市场的人无能为力，冲到前面的瞎指挥的通常是后者。可以讲，足协手里的权力，像计划经济的幽灵一样，极大破坏了生产力！
因此，新领导面临的还是老话题，那就是把足协摆在足球改革的什么位置里。足球尽管水平很臭，它作为第一运动，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却不容低估。既然它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排头兵，老百姓又喜闻乐见，足球改革能否有所突破，这不仅是体育自身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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