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专栏作家：赵牧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岁末，中国足协在与G7的逼宫者谈判，破天荒地邀请球迷代表吃饭。这个举动不但令人要联想起那头“黔之驴”，也应了港片中这句流行的台词。
不过，描述2004的中国体坛，有个更具“普适”性也更贴切的关键词——有些球迷赠给足协的那个谑称：“非法”组织。这个谑称源于国际足联英文缩写（FIFA）的的谐音，中国足协则是“非法（FIFA）组织的一个成员。
谐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民间最常用的修辞手段，而且它通常是用来影射的。事实上，自有网络以来，中国球迷对足球界的抨击，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谐音。我说“非法（FIFA）”这个概念可以作为2004年的中国体坛大盘点的关键词，是因为2004年许多重大的体育事件，都是 “事关法度”的事件。
比如：七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集体向中国足协发难事件；球员刘建生服药（被下毒？）事件；刘翔硕博士连读事件；西安体彩宝马案；赌博集团操纵中操等等。
在众多的“非法”问题中，中国足协当仁不让地是最突出的主角。
从事实方面考察，中国足协显然已经无力应对“假赌黑”日益嚣张局面了。而有关中国足协的法律地位问题，今年甚至连法学界、经济学界的人都对此发生了浓厚兴趣。法学家贺卫方说，考察G7与足协摊牌的背景，在法理上的合法性也开始令人生疑。
7月11日晨，原甲A裁判龚建平因血癌在北京304医院去世。龚建平曾因受贿罪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事后足协有一负责人对媒体说：“入土就成了历史”。那么中国足协呢，如果它断然拒绝体制改革，是否也会成为历史呢？
有“阎政治”绰号的阎世铎曾说：“2008奥运会希望中国足球拿金牌”。
这是继韩日世界杯上中国队铩羽而归，阎世铎掩耳盗铃之后又一次满嘴跑火车。上一次他发表的言论是：“全国人民对你们（指中国队）的表现很满意”。
不过，一点都不意外的是，任何大话都再也不能为濒死的中国足球注入一丝丝活力。继国奥队出局，中国足球队在岁末的“中港之战”更是丢尽了脸，香港队全场放了中国队七个球，中国队还是小组出局，在一场较量无耻的比赛中都输给了对手。
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一向力图表现得从容端庄的阎世铎，此时连维护颜面的时间也没有了，他要面对更严重的事件——中国足球可能已经完全沦为国际赌博集团的工具。几年前媒体球迷抨击假球黑哨时，中国足协最喜欢搬出的武器是“你有证据吗？”
现在民间（球迷）已经不为这样的事操心了，而更像是一出惊彩无限的闹剧欣赏者。不过，当民间对中国足球的死活已经无所谓，体育总局、中国足协、投资人自己可能成了赌博集团手中的玩偶时，他们就不得不为自己的死活操心了，因为中国的“职业足球”确实已经玩不下去了。
一切剧烈的利益冲突只有追溯到体制层面，才可能有更清晰的认识。2004年的中国体坛的许多令人目瞪口呆的“非法”表现都是如此。
是年5月，陕西农民刘亮引爆中国体育彩票史上第一个公开的大丑闻——宝马巨奖欺诈案。
不过，这个丑闻的败露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却是“意外”。当人们为刘亮拼死一博为宝马捅破彩票黑幕欢呼时，却大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陕西体育彩票销售中心的“一条龙”欺诈团伙，只不过是百密一疏，才让农民刘亮侥幸抽到了宝马大奖。
这个意外发生后，也并不意味着丑闻的必然败露，如果以体彩管理中心主任贾安庆为首的犯罪集团不那么贪婪，脑子稍微冷静一点，不利令智昏地把非把刘亮逼上悬崖，他们何愁作弊的机会发财的机会今后还多的是。正是他们的贪婪和刘亮的不依不挠，才偶然捅破了——其实也是人们私下疑之甚久的彩票黑幕，它还引发了更大疑问：这个黑洞究竟有多大？
“用人头担保”彩票销售没问题贾安庆等六人最终被捕判刑，但刑事案件的审结，并不能终结彩票业的信任危机。既然陕西的体彩这么容易被操纵，全国其他省市的体彩又如何能够幸免？
宝马彩票案的本质是国家公信力受到了严重打击，作为上级的管理者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何彻底清查这个黑洞并修补这漏洞，才是更为要害的问题。农民刘亮成为“明星”是偶然的，但他能成为众多媒体鳞选“2004十大新闻人物”的人选之一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没有雅典奥运会的32枚金牌进帐，2004年的中国体坛不知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自慰。
不过，即便是这个“历史性突破”（中国首次位居奥运会获金牌第二的位置），仍未避免举国体制被质疑的继续：奥运金牌的昂贵成本（一说7亿元一枚，这几乎也是一笔不可能算得清的糊涂账）和国民体质的不妙走势，在奥运会之后成为理论论战的焦点，这个论战突出了这样一个价值疑判：什么才是真正的体育大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育大国？
1988年中国代表团“兵败汉城”，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前身）的奥运战略就遭到过严厉的抨击和质疑。在16年后的雅典，32枚金光闪闪的牌子仍然不能抵销这种批判的锋芒。这是个相当意味深长的事实。它突出显示了国人观念的巨大变化，渴望“金牌兴奋剂”的人在大幅度减少。
从这个角度看，姚明在奥运会赛场上对中国篮协的公开发炮的震动，就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一个姚明的炮轰当时就能让“代表团内部某些人颇为惊慌”，则更能反衬出事情变化的某种趋势；至于“亮晶晶”之辈在奥运会后为实现自身的“商业价值”在外疯狂游走和对绯闻肆意流传的“配合”；新飞人刘翔与白沙千万广告的分成是非、是否有违道义的争讼，硕博连读“赢家通吃”论战，而体育总局方面全面低调的姿态。都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联想空间：目前这个机构已经老态龙钟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体坛2004遭遇“非法”寒流是必然的，它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联锁反应。
今年，震动中国官场的第一波“审计风暴”就直接冲击到体育总局的头上。尽管一段时间以来“审计风暴”似乎过去了，但近日不少消息表明，这个风暴仍在继续，而且正逐步显示出向“反腐风暴”过渡的迹象。
差不多与今年审计风暴兴起的同步，奥运场馆设计方案及其出台过程也因为遭到一些专家们的严厉质疑并被广泛报道，它导致了“鸟巢瘦身”（节省八万吨钢数亿造价）计划的出台和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应该办节俭的奥运会，这一很有官方意思的说法也出现了。相当令人惊讶的是，来自体育界的一资深人士魏纪中先生（原国家体委，现奥组委会官员）也表态说（大意）：决不能办成只让在北京生活15天的外国人满意，而给国人带来沉重债务的奥运会。
这话说得好。它与当下中国领导层的“以人为本”的精神思路倒也是吻合的。
12月9日，在一个特殊的国际性的节日——国际反腐败的日子里，新华社突然传出消息：体育总局换马了。袁伟民下，刘鹏上。这实在令人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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