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就在刹那间化成街边绽放的灯火，打在心上的时候映出岁月的背影。里面，有北京嘈杂的长街，有破旧而又苍老的楼房，还有那么一只小狗，就在无数的深夜，为它的主人守侯那道门和那盏灯。就在我来到《篮球先锋报》成为其中一员的不久，那只小狗离开了我，去它的天堂。
它叫胆小鬼，是我来到北京后惟一的伴。
那时候，我忙着报纸的试刊，每天忙碌到深夜，然后看它在门口雀跃着迎接。那时，我住的房子里没有床。只有一个沙发，一个床垫子，还有一个破损的柜子。窗帘是半灰色的，上面沾满了灰尘，胆小鬼在那里，总是一副失落的样子，蹲在大门口，守望着外面的世界。
我曾经把胆小鬼放在凳子上，跟于嘉开着玩笑，说自己养狗的理由是——胆小鬼好欺负。当时于嘉一脸的惊讶，他说，听过无数的养小狗的理由，这是最无厘头的。我摸摸胆小鬼的脑袋，它显得有气无力。我没想到，那是它最后的日子。
在医院，我蜷缩在诊断室的门口，看那医生漠然的眼神。吊瓶就挂在那里。胆小鬼在抖，不停地抖，就如它刚进医院门口时的呜咽声。病中的胆小鬼用一种不舍的眼神向我倾诉，落下的泪水湿了我的心。我半蹲在医院门口，哇地一声痛哭。围观的人们看着我，他们不知道我失去了在这所城市最可信赖的朋友。
打电话给领导，我说，没什么事情我就不上班了。我要给它找个它喜欢的地方埋掉。我就那样喃喃自语，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后来，我回到原来住的地方，把胆小鬼埋在一个坑里。同屋的女孩拉着我，我在公共汽车上看着夜色苍茫，黑色竟然覆盖我的世界。
杨毅说，你现在太忙了，它的死或许是解脱。我点头，对自己说，那我就只剩《篮球先锋报》一个知己了。
杨宝岩 on 任重光
对于我们这些在外面漂泊的北漂一族来说，有了厨房就等于有了饮食保障，胖乎乎又极具才华的任师傅是我们厨房大厨，就是他烧出来的菜，把我这个23年都没能超过90斤大关的瘦丫头喂得均匀了些，不再让人称我为“林妹妹”是我到北京后的最大收获。
却说任师傅做的菜，好吃，色香味俱全；任师傅堡的汤，好喝，十里飘香没得说。就在一道道菜上了桌的时候，大家会毫无秩序地造成交通拥挤。没办法，苏老板下了制度让排队，哥儿几个也不知道LadyFirst，害得我每天都在快开饭的时候抬脑袋往厨房看。
最搞笑的是一次开会，见兄弟们没反应，苏老板大吼一声：“开饭了啊！”只见埋在电脑桌前的脸齐刷刷地抬头张望。自那以后，再开会就被喊成“开饭”了，直到现在，这招儿还灵验得很。
感恩节，远在美国的段冉兄弟郑重警告我：“别不知足啊，得感谢任师傅，我告儿你，任师傅做的菜饭是真TMD好吃。”
任重光 on 任重光
我是四川人，可哪能给你们做川菜啊？以前人少，还都能吃辣，菜就可以放辣，买一瓶干辣椒过几天就没了。现在都不买了，不能辣啊，大家从全国各地来的，像董艳、朱俊他们从上海来的，就一点辣不能吃。
我比你们这些编辑来得都早，而且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好相处，也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以前比较麻烦的是吃完饭的餐盘，大家都堆那儿，我去洗的时候都干了，不好洗；后来苏老师让你们吃完都把盘里的东西倒掉冲干净，这样好多了，我的工作也轻松一点。
我的小孩还不到一岁，现在我和我媳妇儿都到北京来了——我媳妇儿是做糕点的，也在北京。孩子在四川，让爷爷奶奶带着呢……想（孩子），当然想啊，但是没办法啊……
我觉得最幸福的啊，就是自己有个很完整的家，尤其每次看孩子的照片的时候——他爷爷奶奶每个月都会给他拍照片，然后给我和我媳妇儿寄过来，我们看着，尤其我媳妇儿，看着那个高兴啊！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崔健《一块红布》
北京有很多老路，老路就用老名儿，但幸福大街不算老路。
1958年，国家体委和北京体委的体育工作者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一片菜地上平出一条大马路，被称为“体育馆路”，大马路快到尽头时，往北叉出一条小道，被叫作“幸福大街”，路两边的人民享受着新中国带来的幸福，路西是新盖的平房小院儿，路东是新盖的砖楼。
现在，小院儿和砖楼都已经破旧不堪，大家住得很挤，但幸福大街还叫幸福大街，某些小院儿被拆掉，一些更幸福的人民住进了号称“贵族官邸”的天坛公馆，门牌是59号。天坛公馆的房子都很大，至少170平米以上，住一家三四口人，两三口人，一二口人，大部分没人住。《篮球先锋报》挑了其中一套，每天办公大约有二十口人，不觉得挤。
就像四五十年前开辟体育馆路和幸福大街的体育工作者们一样，篮球先锋报绝大部分人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他们享受着改革开放后不用户口的幸福，憧憬着未来的家庭幸福，但真正让他们留在幸福大街59号的是另一种幸福——或者采访，或者策划编稿，或者排版，或者炒菜做饭。
幸福是因为这一切和篮球有关。
我相信找工作的目的有两种：谋生或者事业，或者兼而有之。但因为篮球，无论谋生或者事业，都像被蒙上一块红布，显得那样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你不到幸福大街59号，你不会相信写篮球可以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想。
十年前，周游还是一个初二学生。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他多么多么多么喜欢篮球，想和我一样成为一个篮球记者，我回信鼓励了一下。然后他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又说他多么多么喜欢篮球，更想和我一样成为一个篮球记者，我回信又鼓励了一下。他第三次来了一封信，这次想要一个乔丹的签名，我就没有回信。十年后周游长大了，听说有一张篮球报纸要办起来，不知哪里搞了我的MSN，问我他能不能加入。我说你来吧，他就连夜坐着火车来了，问我还记得他吗？我不记得了，他说我的玻璃板底下还压着你写的信。那天我、于嘉和周游说了一下午的话，说完他就坐火车回去了。他没有多少钱，坐着回去的，一路上没有睡觉，用他的话说：“整个晚上脑子里都是那张即将诞生的篮球报纸，想了整整一晚上该怎么做，从第一版到第二十四版，又从第二十四版到第一版，来回来去好几遍。”
写篮球能让你感觉到舒服，写篮球能让你忘掉没地儿住，写篮球就是59号的幸福。
苏群
篮球编辑打篮球
文甄磊
抢打控卫
第一次集体打球之前，大家忙着分配位置，结果发现十几个人里竟然有七八个都要打控卫。环顾一周，在综合考虑了身高、体重等综合因素之后，我和尹晓弟老师被迫去打中锋。
酷爱米勒的段冉和自诩系队射手的郑鹏出任小前锋；刘骁、朱俊这两个跑遍大江南北的记者担当攻击后卫，球场上他们同样是跑个不停；和名字一样生猛的王猛凭借一手中投，最终成功打上控卫。
不过比赛打起来，哪里还有什么位置概念，人人都变成了“锋卫摇摆人”。
假摔绝招
斯文的副总编孟晓琦老师经常脚踏一双红白相间的运动鞋，给人感觉一定是个球场高手，但几次相邀打球，都被孟老师推托，于是更觉得此领导高深莫测，肯定身怀绝技。
某日孟老师终于出山，这才得以领教他的风采。我和孟老师分在两拨，经常会有和他单打的机会。一次我在底线带球准备突破，面前站的正是孟老师。还没等我把动作做完，也就是刚刚和他有身体接触的时候，只听孟老师“哎哟”一声，同时不断向后倒，好像马上就会摔倒。
此时尹晓弟、刘骁等对方其他球员趁机高喊“犯规”，孟老师站稳后冲着队友诡秘一笑，接着不停地对我说“撞人”，然后得意地拿到了球权。
此后孟老师多次故伎重施，而且一次比一次夸张，到最后他自己都笑得不行了。
回来改当正规军
王猛在去“侯斯敦”（并非笔误，不要扣钱，这是王老师对休斯敦的常用说法）之前，在编辑部的公告板上留了张字条，上书：“兄弟们保重，回来打球！”
没想到这一语成谶，自王猛走后，编辑部再也没有集体去打球，原因当然是忙于工作，根本没有多余力气去球场拼杀——其实是大家也要抽空约会、吃饭，实在没有富余工夫。
据杨毅老师透露，2005年咱编辑部打球，“游击队”将改成“正规军”，每周可以集体到五星级酒店长富宫去打球，等王猛他们回来，咱已经有自己的“主场”了。
张谦珍珠翡翠白玉汤
有关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典故来自于明太祖朱元璋，传说他当年在做乞丐时有一次饿晕过去，被一老婆婆遇见。该老婆婆拿出家里仅有的一块豆腐，几根菠菜，一碗剩粥煮了一锅汤，将之救活。朱元璋食后，精神大振，问老婆婆刚才吃的是什么，该老婆婆照现在看来是颇有点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答曰“珍珠翡翠白玉汤”。
时光横跨六百余年，镜头切换到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幸福大街59号的《篮球先锋报》编辑部内，编辑们某天聚集在一起照相，准备向读者拜年。照完之后大家各自散去，惟有一绰号“小牛队长”的周姓编辑看着自己的照片幽怨不已：“其实我一点都不上镜。”
这句近乎于梦呓的自言自语有幸被我听见，于是我给周队长讲述了“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典故，意思就是告诉他，这不是摄影师技术或者摄影器材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原材料不过关，用一句俗话说就是：麻袋上绣花——底子太差。
天可怜见，周队长横眉怒目却无从发泄，因为我比他年纪大。
其实“珍珠翡翠白玉汤”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无奈周队长死活理解不了。
该道菜现在已经登上了大雅之堂，有段时间在诸多酒店卖得相当红火。由此证明，不管是人还是菜，其实都需要包装。现在人造美女层出不穷，就是一个明证。因此，我后来建议周队长下次照相的时候或者装嫩或者沧桑，再不济也得摆几个POSE出来，别整天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装深沉。
其实要说幸福，没有谁比周队长更幸福的了，我们其他人都是孤家寡人一个，就他和他女朋友是我们报社的双职工，成天双栖双飞，多幸福啊！想想我老婆还在离我4000公里之遥的乌鲁木齐，我心里就愤懑不已：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幸福有许多种状态，当年上学时，我女朋友在我耳边对我说“因为有你好幸福”的时候，我一激动就把这句话作了我的网名，酸是酸了点，但幸福；
后来我跋山涉水到乌鲁木齐去找她，住在一个名叫“幸福花园”的小区，再后来，女友成了老婆，我也有了白发，离家远是远了点，但幸福；
现在，我坐在幸福大街59号的办公室敲下上面这段文字，虽然与老婆相隔千山万水，但成天与编辑部一群生于八零年代的小孩厮混，也是一种幸福；
2005年已经到了门口，正欲推门进来。照习俗，过年是要打红包的，不过囊中羞涩，只有写下这段文字以飨各位了。“珍珠翡翠白玉汤”，倒也桃红柳绿，姹紫嫣红。
尹晓弟冷暖北京
似乎从小就没有喜欢过北方的城市，寒冷、枯燥而无聊几乎是自己对于北方城市仅有的印象。
报社外的幸福大街一过了晚上9点总是冷冷清清，全然没有广州的繁华，习惯了南方城市热闹夜生活的自己起初很不适应。后海的情调、三里屯的喧哗对我来说又过于遥远，至于香山的红叶，始终不是咱们这种形单影只的人（某周姓老师例外）能够消受的。
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编辑部的哥们，让我不觉得孤单。在这个略显冷清的公馆，4号楼1单元501室从来不缺笑声；从球赛到电视剧，从美女到宠物，这里也永远不缺话题；而在休息日，大家也会同去东单球场实战一番。
虽然入夜的北京已经是零下10摄氏度，但只要回到编辑部，就永远不会感到寒冷。
周游苦中寻乐
7岁时读《故事大王》，第一次看到“苦中寻乐”这个词，当时的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乐趣就是甜蜜，在痛苦、苦恼中又如何能寻觅得着呢？
15岁时在电视上看到了乔丹，原来他真的和“传说”中一样厉害，一样神奇。后来又看到了罗德曼，原来打篮球的人也有这么古怪的。
22岁时有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也和篮球有关，但那样的篮球工作不是我想要的，更多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傀儡”。
24岁时加盟了《篮球先锋报》，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做一名篮球报道者。一份刚刚诞生的报纸，有动力也有压力，也终于知道了做一份报纸的艰辛，做报纸难，做好报纸更难。
每次出报都会在忙碌中度过。确实累，也辛苦，但最后收获的是甜蜜。17年后自己真正明白了“苦中寻乐”的含义。
甄磊生活@篮球
十年前上初中，老师问大家的理想是什么，我说理想中的理想是打NBA，现实中的理想是当体育记者。那时我1米72，成天上课就想着各种各样的上篮姿势，脚下穿的是普通回力。
一年前大学毕业，我听从了家人的意见，进入机关做公务员。那时我1米81，已经写了两年篮球，每天都要上网，而且靠稿费买下了第一双耐克。
2004，幸福大街，我成了《篮球先锋报》的成员，圆梦做了体育媒体，而且还是我最心欢的篮球专业媒体。
以前经常看到某某体育记者说自己的生活是多么辛苦，总觉得他们是得便宜卖乖。现在自己亲身体验，开始逐渐理解前辈。
不过我不想叫苦，因为终于生活篮球了。可以随便看球、专心写球、痛快评球，有时间还能自己打球，对于一个篮球发烧友来说，这是最大的幸福。
尉桐赫幸福突如其来
回想我第一次踏入报社的时候，其实心里非常郁闷。介绍我来的兄弟居然让我在12月的晚上9点钟打车来报社报到，他感觉不到冬天的晚上有多冷吗？他没想想从我住的地方打车到这里要70多元吗？他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在这里熬到第二天天亮再回去了吗？
20天过去，我开始感谢那位兄弟，他的“不理智举动”让我可以认识这些可敬可爱的同事。我们都互相尊称对方“老师”，但早已成为好朋友、好拍档、好兄弟。我开始庆幸那天晚上没有犯懒或者退缩，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也许比20天前的那个晚上要郁闷一百倍。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在笑，很开心地笑。
郑鹏你是我的幸福吗？
美联社著名记者瑞德·史密斯说：“从事体育新闻报道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愉快最幸福的一种谋生方式。”
从进入编辑部的那一刻起，我的幸福也随着幸福大街向外延伸。NBA中国赛时，坐在离球场很近的媒体区里看着NBA比赛，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麦格雷迪、姚明、韦伯、佩贾……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NBA巨星，现在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尽管只是一场季前赛，但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真的棒极了。
“你是我的幸福吗？”耳边萦绕着伊能静的美妙歌声，幸福、快乐正是我现在的工作状态。
段旭找乐子
喜欢篮球和以篮球为工作是两回事，兴趣是兴趣，工作是工作。
初三之前，我体育都是考30分（满分100）的那种，那时我根本想不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上体育课。直到1996年NBA总决赛第6场，我开始看篮球，开始喜欢MichaelJordan。
今年6月大学毕业，我先从湖南到上海，在一份篮球杂志工作了两个月，9月份又从上海“回”到北京，加入《篮球先锋报》。我喜欢上海，但我知道自己最终会在北京。
在篮球专业媒体工作，并不等于你做的每件事、每个版、每篇文章都是你喜欢的，不喜欢，就会成负担。不过，就算不喜欢也要百分百地投入，还要做出彩来，这是责任。
当然，只要与篮球有关，工作就包含着乐趣，乐趣是要自己找的。最大的幸福就是——幸不幸福，全由自己掌握。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