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做为一个足球记者，我有责任对自己在这一年的工作自觉地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做一个述职报告。
国奥队的事儿出得早，我先从国奥队说起，把国奥队员当牲口似的超长集训计划不是我制订的，他们在桂林、成都打的那几支水货娃娃军也不是我联系的。国奥队在主场输给马来西亚，那几个印度黑哨的工作也不是我去做的，杜威骨裂那一脚不是我踩的，当然国奥队最后没能出线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阎头在武汉掉眼泪的时候，我没有给他递面巾纸，我怕那会影响他入戏。
铿锵玫瑰变成豆腐玫瑰也与我无关，薜主席不是我调到足协的，也不是我让张海涛跟德国队打对攻的，我对迪西科的绯闻有兴趣，生活作风问题相对简单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谁在生活作风上不犯点错误呢，是吧？我对薜主席与张海涛、张健强与王海鸣的关系就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不是我的智商能理得清的。
男足国家队的事影响最大，阿里汉不是去欧洲考察几个月后引进来的，我跟阿里汉的经纪人没有什么私下交易。阿里汉的那些国脚不是我帮他挑的，也没有帮他排过阵容，亚洲杯亚军颁奖的时候我也没有去领奖，不是因为气愤，而是因为脸红。天河体育场的那个地道不是我挖的，我觉得《地道战》这部电影有些老套了。我也没有让香港队放水，我不愿让香港同胞太为难，比赛的时候我没有比过手指头或向场上报阿拉伯数字，因为我知道我对阿拉伯数字的理解没有阿拉伯人深刻。
在中超和亚洲杯的开幕式上我也没有煽动球迷对阎主席的讲话报以热烈的嘘声，我担心外国贵宾不太懂得我们中国球迷的表达方式。徐明、张海他们几个跳出来造足协的反，也肯定不是我煽动的，一边当婊子又一边立牌坊的人，我一般是不敢跟他们玩或跟在屁股后边扎场子的。我不是“资本大鳄”也不是“足球大鳄”，我知道“大鳄鱼有大智慧”，我们这些小鱼小虾跟着他们玩很容易把自己玩成他们的点心。
我没有喊过刘建生到夜总会喝酒，他酒里的药自然不是我放的，我也犯不着提醒他，他知道啤酒和尿是有区别的。阎头的“五个不动摇”的讲话不是我帮他起草的，他说过那只代表他的个人意见，你不能说一个足协主席亲自放个屁也是在代表足协发言。
FIFA的“最快进步奖”，不是我厚着脸皮去要的，虽然来得晚了一点，您别说，还真对得起这张脸。
由此可见，我在2004年的工作，整体上还是好的，是向前发展的，是有进步的，总的来说，我的工作是称职的，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我的面子、票子、位子、妻子和孩子也必须“五个不动摇”。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与中国足球一起取得更大的进步!（李京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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