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退休将军弗格尔在《服从便能致富》一书里，透露希特勒每年动用二千万马克收买他的将帅们。许多被“收买”的将军服从希特勒的集权统治，也先后升为元帅。弗格尔有些腼腆地回忆那段历史，却也说出了兵痞政客们最基本的生存之道，那就是服从高于一切，哪怕这样的服从是以牺牲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为代价！
足协是深谙服从之精髓的。崔大林日前提出了，“足球改革必须服从于08奥运，中国足球要借助08奥运恢复公信力。同时，男足要力争打入2008奥运八强，女足要进入前四。”足协抓着鸡毛当令箭，会议连连。据悉为“奥运战略”，足协已经做出了2005年至2008年，中超取消降组的决议，只等19日足代会举手通过！
如果说“三年不降”议案出自投资人之口，各界至少有争论质疑的权利，毕竟它是代表着一种民间声音而已。但该议案出自足协，其背景又是服从于“奥运战略”，我们只能断言：一只可怕的手已经预谋把足球推出市场，让它回到十年之前，充当着计划经济里“迷途知返”的流浪汉。
职业足球已经有11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在为奥运战略所实施的举国体制下，足球最先走向市场，算是体育运动里的一个“经济特区”。职业化走到2005年，在改革的阵痛里挣扎徘徊。如何完善足球市场，在低迷里踏上深化改革之路？人们在热盼与探索时，阎世铎在香河会议上的“五个不动摇”，不仅为改革紧急刹车，也意味着他吹响了倒退的号角。而把足球“改革”贴上“服从奥运”的标签，让中超取消降组和奥运会“接轨”后，倒退不仅仅是号角，而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
都知道，对中国而言，奥运战略也就是金牌战略。金牌的铸造流程，始终依靠着由业余体校、专业体校、地方体工队、省队、国家队层层遴选人才的这样的举国体制。对这个体制争论的焦点在于，以数亿元打造的一块金牌，它的数量多少真的是衡量国民素质的标准吗？在人们狐疑的目光里，足球的位置更为尴尬。摘金夺银在50年内是一种奢望，那么，足球怎样“服从奥运”？我们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在奥运会上别丢人现眼，比如“男足进前八，女足前四”；二是在2008年前，足球不要与丑闻、事故纠缠不清，稳定压倒一切。
于是，取消中超四年内的降组，或者说采取南北分区赛制等等，当然要成为“服从奥运”的具体行动了。足协只服从了领导意愿，不愿服从的总是民意。三年没有降组，球市萎靡，赞助商逃遁。在没有悬念和刺激的赛场上，许多球员会静下心来揣摩赔率和盘口。谁相信这样的赛场能培养出踢进奥运前八的球员？
所谓服从奥运,让不思进取成为足协最大的政治了。除了政治，中国足球从2005年开始，已经丢失了一切技术与战术！
实际上，日前传出的国字号球队叫停聘请外教之说法，这种“闭关锁国”的想法，与“三年不降”议案，已形成一股推动中国足球倒退的合力。在某些官僚眼里，足球走进市场，就变成了古惑仔。足协不去整顿市场，净化环境，而是把它从市场中拽到计划经济的怀里，用权力的大棒呵斥调教，让它学会循规蹈矩生活。我们只能说，航行了十一年的中国职业足球的大船，遇到了“奥运”这座冰山，等待它的只能是泰坦尼克一样的命运。（郝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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