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形容北方某俱乐部老总：白天冠冕堂皇，油光粉面，偏偏就怕夜幕降临。睡觉？难啊！谁让他从银行贷了三十多亿呢！都说虱子多了不怕咬，可是国家不是傻子，实行宏观调控以来，闸门紧收，不良贷款受到了限制，从银行套现今非昔比，这样的老板睡不好是正常的，而让这样的老板搞好足球也就不正常了。
有一点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搞足球的民营企业，基本都是靠银行里的钱来玩足球。由于俱乐部本身造血功能差，甚至没有造血功能，要养活一支中超球队，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这些钱哪里来？只能慷国家之慨，赚自己的名利了！问题是，如果贷不来钱了怎么办？教练球员要工资奖金，没好价钱也买不来好的外援外教。梯队要培养，有些裁判也需要收买……在这样的境遇下，只能从足协的金饭碗里抢食儿吃了。于是，2004年有了徐明和张海们“投资人”的“革命”。
可以说，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稳定了经济秩序，间接上也促使了中国足坛的震荡。2004年，深圳健力宝与科建俱乐部的财政危机，足以说明贷款足球这个畸形儿的死亡是一种必然。前者的幽默不仅在于首届中超冠军是一支开不出工资的球队，健力宝股权风波，更让我们窥视到官商一起挖掘的资本陷阱的险恶。至于科建的零转让，这种无言的讽刺，已经让人不敢正视足球的市场与价值了。
中小俱乐部举步维艰，一度财大气粗的俱乐部又如何？据报载，截止到2003年底，实德从银行获得的资金有50亿元。2004年，实德集团偿还银行贷款10亿元，还有40亿悬在空中。专家分析，由于财务风险不断增大，其主业分散，经营风险不断增加，偿还能力难以量化，多家银行已对其贷款慎重对待。这大概可以解释徐明为什么在2004带领G7造反，以及在年底转会榜上清仓甩卖的原因。
贷款足球走进末日，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足坛挥霍国有资产。尽管来自足球业内的行政手段难以干涉，但足球存在于市场这个链条里，注定要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宏观调控是遏制泡沫经济，协调价格与价值的差距，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该政策对足球的釜底抽薪，实际上等于给足球指出一条别无选择的生路，那就是建立科学的市场体制，依靠完善的造血功能来过自给自足的日子。
可以说，不日前的足代会试图寻找着这样的出路。关于2005年的足球市场，“商务开发”成了一个稍有亮点的名词。足代会的议案里，福特宝公司在本赛季将完成它最后一年使命，接替它的将是中超公司。这一设想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办分离”，将直接决定着处境艰难的各个俱乐部切身利益。换句话说，如果中超公司依旧换汤不换药，走投无路的俱乐部可能重操旧业，举旗造反。
眼下，商务开发不是一个轻松话题。掌握足球经济命脉的福特宝负责人抱怨，“罢赛的经济损失达到一亿多”，同时，由于福特宝在2005的商务开发上处于过渡位置，他们对本赛季持极其悲观态度。而作为基层俱乐部，鉴于赛制与降组方面的纷争，新赛季的经营上同样处于空白。因此，当贷款足球终结足坛的泡沫经济后，即使执政者真想洗心革面，带头走向市场，其脚步的艰巨性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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