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涌
这本书的题目叫“炫耀的足球”,意在点出中国足球的病根。我真正的意愿当然是相反:不要拿足球炫耀,而要把足球当饭吃。
说把足球当饭吃,首先是夫子自道。我写球评,就是把足球当饭吃。1989年,我们夫妻两人同时准备出国留学。当时的英语水平几乎是零,要成功,怎么也得闭门谢客奋斗几年才行。当时妻子没有工作,我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每月领200多块的工资。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靠这点钱在北京生存是不可能的,无奈只好卖文为生。
当时,杂志不像现在这样多,稿费低得吓人,千字二三十块已经不错了。仅仅守着本行、写文化方面的稿子,就像一个种地的老农,收成薄不说,而且找不到地种。于是想到了足球。
当时足坛正好酝酿改革,提出职业化的问题。我看了几轮讨论,就觉得足球界实在没有几个头脑清楚的人,自己要是出马摇笔杆子,肯定出头。果然,一动笔就一炮打响,很快在《中国体育报》每周星期二的“足球天地”开了个专栏,而且成了《足球》报的经常撰稿人。
看球、评球,自然影响英语的进度,托福考试就是过不了600分。妻子却轻松过关。1993年她赴耶鲁读博士学位。我只好在1994年3月作为家属去探亲。同机的是一队去美国探亲的“娘子军”,她们戏称我为“党代表”。到了那里,给被头两年的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妻子做了一年饭,使在同一公用厨房出入的日本女生看得十分眼热,一天终于忍不住问:“难道中国男人都做饭吗?”我忘了当时怎么回答。只记得我上大学时就说过日本女人应该多嫁中国男人。到1995年,我也进入耶鲁读书,从此除了偶尔看电视外,几乎忘了足球。
2002年我们又有了吃饭问题。小女1999年出生,其时不满三岁。在美国送她去幼儿园,一个月要一千多美元,差不多快一万人民币了。我们夫妇都是论文进展缓慢的博士候选人,奖学金基本上用完了。不得已,我又得卖文为生了,开始给新加坡、香港的媒体写稿子。偏偏是这个时候,世界杯开场,于是我又开始写起球评。想不到,多年不写,一写就有井喷之势。
我写球评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第二阶段是在本世纪初,前后相隔大概十年左右。这期间最大的变化,就是名字。十多年前,我在足坛上的名字叫“未已”;如今则堂而皇之地写上自己的真名:“薛涌”。
十多年前写足球时,自己还是个传统士大夫型的读书人,自称“知识分子”,觉得自己高雅得很,足球则未免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为了几个钱去玩这种东西,显然不足为外人道也。当时信奉的是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虽然心里想钱,生活里也需要钱,但总有个架子放不下来。
如今我的“信仰”变了,对“君子”“小人”之辩大不以为然,信奉的是富兰克林的教诲:“省一分钱就是挣一分钱”。劳动神圣!勤恳、克己、能够承担养家糊口这种世俗责任的人,才是真正的“上帝选民”,是社会的脊梁。所以,有什么不能大大方方把自己的真名亮出来的呢?
另外,我来到美国后很快就发现,美国的读书人不像中国的读书人,球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美国几个著名的政治评论员,都评球,常常从政治说到球,又从球说到政治,深入浅出,栩栩如生。你不懂球,在公共辩论中就难免“找不到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保守派的大腕政治评论家试图证明布什很聪明,举的例子,就是他对棒球的理解。布什从政前经营的是棒球,离开白宫后最喜欢的工作据说还是棒球。其他政客也莫不如此。克里竞选过程中,一直盯着棒球和橄榄球的比赛,他常常把一场比赛视为“天命”,从比分里找他是否能够当选的预兆,迷信得出奇。
我既然进军中国媒体,就决定向那些美国的同行学,凡涉及公共事务的东西都写。我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地方写国际、国内评论。在《足球》报上写球评。这种跨领域的评论,确实产生一些新鲜的足球评论。比如在《中国新闻周刊》写的“中国足球炫耀性的腐败”,成了封面故事,该刊那期卖得出奇的好。而且“炫耀性的腐败”,也成了媒体通行的语汇。
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ndter)在他的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里,指出知识分子一个特别的素质就是其“游戏精神”(playfulness)。他引用席勒的话说:“人只有在游戏时才是个完美的人。”这种游戏精神与宗教精神最主要的不同是,宗教追求一个固定的道德目标或真理。游戏则以其本身为目的,在此之外并无他求。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在新的不确定中追求知识。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仅是找到答案,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答案转化为问题的人,把人们深信不移的教条打破。这样才能不停地玩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足球更接近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生活中,我们工作总是追求工作外的目标,比如一个会计真正生活目的不是数钱,而是挣钱。甚至我们现在工作就是为了以后不工作。足球则是个游戏,其本身就是目的,踢球就是踢球。只不过踢球是体力游戏,知识分子做的是智力游戏。
我写球评在中国的读书人中是个异类,在足球界大概也是个异类。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异类文字值得大家再读一下。中国足球改革十几年,目前面临我所预言的总崩盘的危机,是总结一下的时刻了。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要问的是:这十几年中国足坛产生了什么有价值的思想?这也是我把此书编辑成册的原因。我至今仍然相信:这十几年,我为中国足坛提供了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当中国足球界接受我的思想之时,中国足球才有腾飞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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