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初进国家队
第21节 阿尔－艾因（2）
12月12日，我们和日本队小组赛最后一战。这是我一生中最为耻辱的一战，我们在最后一分钟被日本人狠狠地羞辱了一把，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的恶心，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几下。
这时候的小组出线形势是，此战我们只要和日本队打平，就能双双出线。奇怪的是，我们这时候反到背上了包袱，怕输又没有信心赢，保平的心理占了上风。是役，我们仍旧排出532阵型。上半场，双方打得都很谨慎。我这是第一次和日本队交手，感觉上他们的实力要比我们高出一筹，短传渗透打得很有章法，控制球的时间明显要比我们长，场面上应该说是日本队占优。所以我在后腰位置上十分小心，一有空档，就插上补防。上半时，双方0：0打平。
这时候，彭伟国负伤，被姜峰替下。下半场我们的攻势略有起色，尤其是第63分钟，中国队发动了全场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高峰得队友传球突入对方禁区，被对方后卫绊倒，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犯规。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影响，中国队以后的比赛踢得更加保守，经常在后场倒脚。反观日本队，似乎也无心恋战，斗志并不高涨，在场上好像形成了某种默契似的。这时候，我听见场边的观众席上响起了嘘声。我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很难受。这时候，大家已经没有侥幸的心理，而是以为日本队和我们一样，也想着保平出线。然而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终场前最后一分钟，日本队发动了一次进攻，对方后卫3号相马直树突然从右路高速插上，这时候，我们整条后防线像傻了似的，眼睁睁地看着他起脚射门。0：1，我们落败。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像被人打了一记耳光，呆呆地站在那儿，欲哭无泪。
我回国以后，才知道国内的媒体对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我觉得这些批评都是对的。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有罪的，人格上都有了污点，我从来不愿意和人谈论这场比赛，我想，我的队友们和我一样，这是我们一生的耻辱，需要我们用毕生的汗水来进行洗刷。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届的亚洲杯的戏剧性因素还真不少。就在我们灰心伤气，准备打道回府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我们晋级八强。原来叙利亚尽管以2：1淘汰乌兹别克斯坦，使得中、叙、乌三队同为一胜二负积3分，但是中国队却以净胜球为0的优势，多于叙、乌二队，于是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获小组出线权。但是我心里一点也不开心，心里虚虚的，就像占了一个大便宜。
进入八强，我们和沙特对垒，大家说，这一把是白赚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次说什么也得丢开杂念，把平时的训练水平打出来。
是役，虽然我们还是打得532阵型，但人员配置上却有了较大的变化。谢晖首发出场，和高峰搭档，而我却移向右路，打右后卫。应该说，我们在开场30分钟打得相当不错。两个边路非常活跃，穿插跑动创造出不少机会。说实话，我在右后卫的位置上的感觉要比后腰好，毕竟在俱乐部里打过很长一段时间。比赛刚进行到第6分钟，我们就获得一个角球，彭伟国将球罚起，张恩华跃起头球攻门，首开记录。第10分钟，我们在次发起进攻，我这时助攻至前场，接队友传球，接球时，我眼睛的余光已经感觉到彭伟国高速插上，球往中间一传，球到人到，彭伟国跟进用左脚一垫，球应声入网。2：0。
这时候，沙特队才如梦初醒，开始大举进攻。而我们领先后，却像不会踢球似的，于是形势急转直下。31分钟的时候，沙特队刚上场的15号在小禁区角度很小的情况下，打门奏效。仅过了3分钟，沙特队故伎重演，在次从右路攻入禁区传中，9号将比分扳平。离上半场结束还有2分钟时，对方再次从右路突破，晃过左后卫刘越，打门将比分超出。
下半场戚指导频频换将，但为时已晚，尤其是沙特队15号不久又攻入一球。不过，吴承瑛上场后，还是令许多人眼睛一亮，我记得在亚洲杯上这是吴承瑛第一次上场，当时在肇庆集训，吴承瑛的表现，就被许多人称赞，我还一直以为吴承瑛会先我打上主力，所以曾经开玩笑让他请客。吴承瑛一上场，中国队的攻势顿有起色，而对方的右路进攻也被遏制。吴承瑛在申花队就有“拼命三郎”之称，在场上不惜体力，来回奔跑，还曾攻进一球，可惜被裁判判为无效。这个球如果算进，以后的形势就很难说了。直到终场前，才由张恩华又射入一球，将比分定格为3：4。
中国队虽然输了，但是张恩华在场上梅开二度，还是引来许多队友的祝贺。黑子是个很憨厚的人，别人称赞他，他就嘿嘿地笑，说：“蒙的，蒙的”。其实，我知道黑子平时训练非常认真，在俱乐部的时候，就常常一个人苦练头球。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一分付出，一分回报。我在场上，也有过几次破门机会，但都失之交臂。这与我平时射术不精有关。
对于我们来说，亚洲杯就这样结束了。其中的是是非非，自会有中国的足球史家来进行总结、评说，用不着我在此饶舌。
亚洲杯结束后，压力最大的，还是戚指导。的确，在临场指挥上，戚指导确实有他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中国的教练中，戚指导应该说是一个佼佼者。戚指导后来在红塔俱乐部的执教也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只在于，我们和世界足球的距离实在太大了，不仅我们球员是这样，教练也是这样。经过这么多年的职业比赛，我深深感到，当年足协有关“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思路还是相当正确的。
我进了国家队后，才真正感觉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无所不在的，有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环境。人在这种环境中，有时候就会身不由己。我想，后来媒体批评中国队打法不统一，很可能就是迫于这种无形的压力，而作出的一种让步。我们在场上，也是这样，尤其是领先后，就变得不会打球。久而久之，足球本身的魅力渐渐消退。这种压力，这种无所不在的紧张情绪，终于在后来的世界杯预选赛上酿成苦酒，饮恨赛场。
我在翻看当年的有关资料时，觉得有些批评文章说得还是很有道理。比如，有篇文章认为我们球员的性格气质上尚有不足之处，还无人能承担队里的核心作用，成为精神领袖。文章说有的人容易宣泄自己的紧张焦虑情绪，有的人容易沮丧，有的人推托消极，有的人过于拘谨……，当然，也说我，“急于求成”。挺符合当时事实的。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某种意义上，性格也决定足球。我甚至认为，什么时候，中国球员性格上真正成熟、完善，可能就是我们真正走向世界的开始。
可是，我仍然认为，亚洲杯上中国队的失败，更多的是“转型”期的“阵痛”。当中国队决心向世界上的先进潮流靠拢，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一个痛苦的阶段，一个甚至屡战屡败的阶段。而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坚持多久？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谁会率先回到老路，官员、教练还是我们球员？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亚洲杯比赛真的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不仅我如此认为，张恩华、吴承瑛、谢晖等首次参加这种国际大赛的球员也是这样。我想，亚洲杯中国队最大的收获可能也正在此，它使一批年轻人脱颖而出，而最终在2002年梦想成真。
可是，那时我毕竟只有20岁，比赛输了，心里就难过，觉得无颜见人。回到大连以后，谈不上闭门思过，但的确很少出去，不爱出门。有亲戚朋友来串门，当面夸我几句，我就会脸红，心里想，败军之将，还有什么余勇可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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