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换阎世铎——体总匆忙而急劲地踢出的这一记贺岁波，令全场都措手不及。但应该说：这是果断而及时的。我们无法在现行体制死不悔改的情况下呆做“好人政治”、“强人政治”的美梦，但新人新政，确实是改革的契机，尤其对于向以体育改革理论家面目示人的谢亚龙，人们有理由寄以更高的期望。
但问题有三。一、谢亚龙更合适充当的，是一个体总或者说中国足协的高级智囊，还是足协的掌门人？二、谢亚龙要玩的，是“强人政治”，还是“强人经济”？三、谢亚龙老师是来上课，还是来走江湖的？
在中超危机中，假如说郎效农还能和各俱乐部斗斗嘴，则阎世铎和张海等人就经常是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各踢半边球，双方不是观念立场差异的问题，是根本不在一个话语系统之中，缺乏谈判、对话的必要基础。而谢亚龙好歹是可以在嘴皮、在台面上和张海这样的“革命智囊”一较短长的，也就是说，还有戏可唱，即使无歌可对，还可以“以拳会友”，而阎氏足协与投资人之间闹到最后两败俱伤，已经连架都没必要打了，相拥而泣同归于尽算。
显然，谢亚龙作为足协掌门接班人，是悄然崛起于去年岁末的所谓“革命”地震废墟中，罢赛地震和“１１·１７”出局，令阎世铎２００４年四大皆空（加上国奥和女足），已经没有理由不走人。但谢亚龙正是凭借关于联赛产权和所有权的理论分析赢得高层赏识，而他入主足协，也是刘鹏接替袁伟民之后烧的一把火。
刘鹏时代透出的新气息，是要在０８北京奥运的大背景下，在继续强化举国体制的同时推进体育市场经济改革，将二者的矛盾干戈，化为双剑合璧。以“孙悟空产权论”闻名的谢亚龙，确实适合充当刘鹏时代的理论家兼形象代言人。职业足球改革不可能听任一个根深蒂固的政客去瞎指挥，谢亚龙面临的挑战，是要从阎世铎唯权色彩严重的“强人政治”，转向懂得利益共享共生的“强人经济”，虽然不能因为谢教过书钻研过经济学就认定他是个体育经济行家，正如不能因为阎参与制订过《体育法》就以为他很懂守规矩，但中国足协确实需要一个懂经济的掌门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像阎这样不懂经济，又何谈管理？从大方向上看，谢亚龙确实是深谙中国足球市场化进程要害所在的改革派。
然而这儿不是大学课室，不是科研讲坛，是一个险恶的江湖，假如说阎世铎的问题是政客遇见商人，牛头不对马嘴，那么谢亚龙的问题可能是秀才遇到兵，即使有理说得清也摆不平。有趣的是，就在谢亚龙宣布上任的同一天，当过兵的国力老总王珀刚刚就在足协大吵了一架——眼下的江湖已经乱到了时时刻刻在吵架，如果打架都不出奇的地步。等待谢掌门的，是没门，一掌过去，打到的是空气。谢掌门要做的，是先给一片废墟中的中国足协修一个堂堂正正的大门，先防止其信誉继续进一步崩溃。
谢亚龙要面临的四大危难，一是中超经济，二是赌球，三是系祸，四是国字号。光是最后一条，他的前任刚刚就留下一个貌似光明的尾巴：仓促吊死在克劳琛“０８希望之星”一棵树上，阎世铎急欲快刀斩乱麻是情势所迫，但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决策，先不说克劳琛的能力和德国方面提供的环境都存疑，如此匆忙在两支青年队中作出倾斜绝非内行所为，足协也没有对如何监控、指导远在德国的这支青年队作出合理部署。德国梦０８梦典型暴露了阎爱拍脑袋的豪赌性格，可惜他善于做的，只是送给人家市长一件唐装。阎世铎告别之际宣称“以前班子的决策到此为止”，不知是否意味着对０８中青队命运的决策已不可更改，但阎最后留的这条尾巴，谢亚龙必须重新考虑要不要割掉。
阎氏五年，一开始也豪情盖天，但始终作秀多过实干，言大于行，如今从中国足球前线撤回训练局后院也是适得其所，这也是留给谢氏的教训。谢亚龙曾因抨击全运会为“药运会”、痛击马俊仁而在圈内为人瞩目，其胆识和魄力可嘉，但中国足球毒瘤之毒之多，甚至远非兴奋剂之祸可比，在这儿，乌托邦早已改叫“黑托邦”。
对于中国足球黑托邦新来的红衣主教，还是来个祝愿吧。阎世铎上任时高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结果他走的时候，人们一边唱“有多少爱已经歇菜”一边欢送这位Ｋ歌之王。谢亚龙一定不想有朝一日自己离开的时候人们指着他后背说：人家文凭比咱高哦，人家是教师大爷理论大师哦。所以送给谢老师的惟有歌德一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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