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林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谢亚龙的情景。谢亚龙第一次在安康露面是在2002年9月28日，不过这次只是短暂的逗留，因为国庆长假，他很快回到北京，再次到达安康是10月8日。10月9日，李润林作为安康市委指派的秘书第一次见到了谢亚龙。谢亚龙见到李润林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安康的市委领导：“按照规定，像我这个级别的能不能配秘书？”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李润林对第一次两人见面的情景印象深刻。“谢书记的原则性特别强，尤其从北京到地方以后，他不想给别人有特殊的感觉。”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谢亚龙欣然接受了这个秘书，并且还向李润林传授了一点经验：“我原来也是秘书出身，我认为作为一个秘书，最重要的任务是敢于对领导说出不同意见，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后来的他日子，李润林说他更多地领教了这个新领导雷厉风行的作风。尤其是他那强烈的时间观念，他要八点开会，大家必须要七点五十五分到达，迟到了就要挨批评。有个领导一次跟着谢亚龙外出，迟到了就那么几分钟，结果谢亚龙一点不给面子，到了时间根本没等，车就一溜烟走了，后来谢亚龙还当着众人把这个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记者本来想打听这个被批评领导的名字，但是被李润林婉言拒绝了。李润林觉得谢亚龙确实脾气有点急躁，但到底是怎么个急法，他却欲言又止，“就是有点急”，一句话被重复来重复去。他有他的顾虑，毕竟他曾经的领导已经到了风口浪尖上，更重要的是，现在安康市有些领导已经注意到谢亚龙和安康的这段缘分不简单，作为全国很多媒体的采访热点地区，他们甚至和李润林打了招呼：“不能说不应该说的话。”
李润林甚至不希望记者透露他的名字和职务，他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很多谢亚龙的正面例子介绍给记者，虽然记者一再要求他讲讲这个人真实的一面,甚至谢是如何批评那个迟到的领导。但这个29岁的年轻人最终只是说：“谢亚龙同志现在是我们的宝贵财产。”无奈之下记者要求他带记者到谢亚龙当年住的地方看看，谢亚龙在市委住了两年的房间现在已经是一个仓库，里面堆积了密密麻麻的东西。因为毕竟是仓库重地，所以记者最多只能和李润林站在外边看看，这个时候，李润林很是感慨：“现在看到这个房间还能回忆起跟随谢亚龙两年的点点滴滴，我永远怀念这个人。”
这个短信让吴少华很高兴，他特意给记者展示了这个短信。接着他又给谢亚龙打了个电话，这次谢亚龙接了，毕竟上任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他开始习惯了这种感觉。“我现在是在火山口上啊！”这是谢亚龙说的第一句话，吴少华说这话让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刚当文化局局长的时候。照惯例，安康的文化局长一般是由底下的县委书记或县长晋升而来，而他是由紫阳县的宣传部长破格提升上来的，上任后，顶头上司就是分管体育、宣传和文化的副书记谢亚龙。谢亚龙对吴少华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低调。千万不要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烧得不好是要把自己烧伤的。”这句话成了吴少华的行为准则，基于此，在所有人都等着谢亚龙出招的时候，吴少华却对记者下了断言：“谢书记现在也是新官上任，肯定不会有新的动作。”
后来，文化局搞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宣传“一县一品”的安康绿色文化。在表演紫阳茶道文化的时候，谢亚龙不满意了，他问：“我怎么觉得我在看功夫茶的表演？”吴少华苦笑着解释：“没有办法啊，我们从来没有到外面考察过这些茶道文化是怎样的，所以只能买了几张光碟，组织了一批人观看学习，才学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谢亚龙后来把表演的道具做了一个改动，用当地用的大碗来代替原来的小杯，吴少华说：“他这一改，我们很多群众觉得能表现出我们当地的特色了。”因为这个改动，吴少华至今推崇谢亚龙的能力。
因为吴少华与谢亚龙的私交很好，所以他对记者的采访也非常配合。“既然谢亚龙现在的知名度这样高，不如你们主动邀请全国的记者来采访？”记者半开玩笑地提议。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吴少华很兴奋地告诉记者：“我昨天觉得你的提议很好，所以现在已经向我们的宣传部长打了个报告，我觉得我们应该形成一个完成的方案，借谢书记的这个东风来宣传我们安康。16字的方针我都想好了‘主动邀请、热情接待、客观介绍、借热造势’，我们的宣传部长说我们的这个构思非常好，要马上抓紧时间来实施这个方案。”
记者在吃惊的同时，也由衷感觉到，他们太想提高安康的知名度了。当谢亚龙成为一个焦点人物以后，在安康，人们很想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安康的“品牌”，希望从此全国人民知道谢亚龙，全国人民也因此而知道安康。
还有一个人他们也希望全国人民记住，他们前任的市委书记王忠民，此人在2004年12月28日被任命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理事长是前财政部长项怀诚），这个机构管理着上千亿老百姓的养命钱，同样也是一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吴少华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们安康一下子出了两个名人，谢亚龙和王忠民。”虽然从位置的重要性上来比较，王忠民要远远高于谢亚龙，但是，目前来到安康采访王忠民的记者却一个倒没有。虽然，吴少华觉得足球的魔力之大还是远远地超出他的想象，所以他更为关心对于谢亚龙的报道。
2004年8月，在谢亚龙快要离开安康的时候，拉文寿本来是想去找他要一笔经费的，3000元，办一期《安康艺坛》，但后来思前想后，拉文寿最终还是没有去找谢亚龙。因为他知道谢亚龙的难处，他分管的几个领域都是要用钱的，而谢亚龙一年只有三万块的预备费——用一年几个领域的十分之一的钱去办一期刊物，虽然拉文寿觉得自己如果开这个口谢亚龙很有可能会答应，但最终只是打了个腹稿没有去惊动谢亚龙，而《安康艺坛》的这一期因为经费的问题而推迟了很长时间。
拉文寿向谢亚龙要经费是有底气的，2004年他的一篇论文《论京剧的声腔源于陕西》获得了当年的王国维戏曲研究一等奖，同时，文章被《中国京剧》、《中国戏曲》和《戏曲研究》等国家权威刊物刊登。这篇戏剧论文的重要性在于一旦结论成立，国粹京剧的历史就要被重新改写。这是拉文寿在花费了22年精力进行研究以后写出的巅峰之作，在获奖以后，安康市人民政府专门给拉文寿发了一个嘉奖通告，同时奖励了他5000元钱。那一纸嘉奖通告让拉文寿觉得是无比的荣光：“建国以后专门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进行这样的嘉奖通告，我还是第一个。”
而谢亚龙则在2004年5月18日专门组织了一次汇报会，让拉文寿在众多的政府官员面前作汇报，这又是一次让拉文寿记忆犹新的经历。谢亚龙在那次汇报会上也说了很多话，其中的一句触动了拉文寿的心，让他至今提及还是很感动，谢亚龙说：“以后别人提到我们安康人就会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就是来自于京剧发源地那个地方的人啊’！”紧接着这句，谢亚龙还大发感慨：“我知道安康以前有一个报道是关于‘吃喝专员'的，我刚来安康的时候，有同事还跟我开玩笑说‘你就是去那个出产吃喝专员的地方啊！”关于吃喝专员，实际上是有典故的，1989年，当时安康地区的一个专员准备上调的时候，底下的一些官员为他送行而专门为他办了几桌酒菜，现在看起来这些事情很平常，但在1989年反腐败的敏感时期，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写了这个报道，并送了一个“吃喝专员”的头衔，结果，安康的“吃喝专员”传遍中国。拉文寿其时正在北京搞研究，在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负责接待的女同志一眼看见他的表格上写的籍贯，马上头一低，斜视着拉文寿：“你就是那个出吃喝专员的地方出来的人啊！”这件事情让拉文寿深受刺激，所以当谢亚龙说这句话的时候，有过相同经历的拉文寿立刻觉得和谢亚龙无比接近。不过，现在谢亚龙已经代替京剧成为又一个安康的象征，拉文寿说：“也许下次外面提到我们安康人就会说‘哦，你们就是谢亚龙工作过的安康来的人啊’！”由是拉文寿对谢亚龙的评价很高：“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所以他一眼能发现我这个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专门组织了这次汇报会。”
在采访拉文寿的时候，刚好又碰到了当地很有名气的书法家、画家和篆刻家张枫。张枫用了一句话来评价谢亚龙：“此人身上没有僚气。”安康人都说谢亚龙的字写得不错，张枫的回答非常实在：“在一般人来说，他的字写得不错，当然从书法的角度上说，那还差得很远。”他本来也打算送一幅字和篆刻一个印章送给谢亚龙，但是最终没有实现。但张枫却觉得并不遗憾：“我从心里记住这个人就可以了。”实际上，张枫本来打算如果要写一幅字给谢亚龙的话，照他这种名士风流的习惯，必须是自己作诗的。“如果让你现在写两句诗送给谢亚龙，你会写什么呢？”记者问。张枫想了一下，回答说：“其实没有什么，他干好了自己该干的事情而已。”这是记者在安康的采访中听到的少见的对谢亚龙评价比较中肯的一句话。
宁陕县汤坪镇的狮子坝村人对这一场灾害至今心有余悸。在这一场灾害中谢亚龙的表现至今让村子里的人难忘。其时，道路已经被冲垮，谢亚龙带着他的司机翻山越岭进入到狮子坝村，十公里山路异常难行，走到最后，谢亚龙的司机已经走不动了，运动员出身的谢亚龙表现了惊人的体力。狮子坝村的村支书石怀奇刚建好不久的新房子在洪水的浸泡下岌岌可危，命运如此多艰，他们家1998年和200年两度受灾，所以当谢亚龙来到他家的时候，石怀奇老泪纵横：“谢书记啊，我们苦啊！”这毕竟是市领导第一个来到狮子坝村的。
一个村支书的家里尚且如此，更不用提那些普通群众了。据汤坪镇的杨智琼书记回忆，当时的谢亚龙当众落泪，在把应该送到灾民家里的200元慰问金送到灾民家里的同时，谢亚龙把自己身上的钱也送了个精光。“谢书记真是个好人！”杨智琼至今提及还是很感动。另外，谢亚龙来到狮子坝村的时候，坚持不要带记者：“宣传我干什么，真正应该宣传的是我们群众抗击灾害的精神。”这也是让杨智琼佩服的地方。“在到了村里一个老党员张一华家里的时候，最让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张一华的老伴在见到谢亚龙以后，当众给他跪下。对灾害的恐惧、未来的恐慌和对来自上层慰问的感激，种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块，最终化成了下跪这一最终形式。
现在的狮子坝村正是灾害重建后的一年，通往镇上的路是通过2003年和2004年两年冬天的苦战硬生生地重新炸开的，他们希望谢亚龙有机会过来看看，谢亚龙永远是他们心中的“谢书记”，石怀奇说：“如果像谢书记这样的官多一点，那我们的日子会更好过的。”
现在这件事情，还被当作一个笑话来说。然而谢亚龙说：“你们不要笑，他说的是大实话。有了媳妇就能把家给管起来，这样他就能赚更多的钱。”谢亚龙的话止住了大家的笑，不仅如此，在离开大坪村的时候，他还嘱咐当地的干部：“你们应该把帮他找媳妇的事情放在心上。这比我们每次慰问他给他一点东西一点钱更加实在。”有了谢亚龙的这句交代，镇里到现在还在张罗着给徐明华找对象，现在徐明华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对象，据说恋爱进程进行得不错，随时有可能告别单身生活。这是让徐明华记住谢亚龙的地方。徐明华对记者说：“如果我的婚礼，谢书记能来参加就好了。”记者反问：“那时候你会跟他说你缺什么呢？”徐明华搔了搔头：“我想他能不能帮忙把我弄到汤坪村去？那里靠近公路，赚钱的方法会多一点。”在徐明华眼中，谢亚龙几乎无所不能。
在记者去的前一天，央视刚好播出了对谢亚龙的专访，邵勇波看了以后说：“谢书记现在看起来胖了一点。”邵勇波关于谢亚龙最有趣的一次记忆是公路大堵车的时候，谢亚龙居然客串了一把交通指挥员，“谢书记幽默风趣，还有点孩子气。”邵勇波赞叹。谢亚龙给汤坪村做了些什么东西呢？邵勇波和村支书平兄奎一致认为，是观念上的更新，方向性的指导。汤坪村虽然靠近公路，比起其他在深山里的村环境要好得多，但是在2003年，年人均收入不过是1650元，2004年是1818元。人均耕地两分多一点。惟一的致富渠道是可以靠山吃山，种植果树和食用菌。谢亚龙到汤坪村以后说了一句话：“我们只能靠规模经济，把果树和食用菌的经济价值打出去。”
现在汤坪村已经开辟了一块一百多亩的经济林园地，同时家家户户都开始种植食用菌。“你们在谢亚龙提醒你们以前，难道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考虑吗？”记者很不理解这个本来就有着资源的地方为什么要等谢亚龙来点化。平兄奎很老实地回答：“真的没有，谢书记的观念还是比我们要新得多。”这也算是谢亚龙在安康的“政绩”之一，虽然他分管的东西并不包括经济这一块。
当然，要谢亚龙具体联系资金、联系技术，联系市场，这已经超出了谢亚龙本身的职责范围之外，所以，谢亚龙能带来的实质的物质利益还是很有限的，但是谢亚龙这一句话还是让邵勇波和平兄奎非常感激：“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这同样是一件大好事。”
对于汤坪村，谢亚龙的关心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地方。他从自己的预备费中拨出一万块钱，更新了汤坪镇的党员活动室，同时，全镇的其他很多村党员活动室的面貌也为之一新，他又给汤坪镇的很多小学都弄来了很多新的体育设施，诸如此类，汤坪镇因此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这些事情至今让汤坪村的人对谢亚龙念念不忘，就在谢亚龙到足协之后，宁陕县的领导还对汤坪镇的杨智琼书记说：“我们出经费让你上一趟北京，你看看谢书记是否能再来我们宁陕一趟？”杨智琼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她现在也知道谢亚龙现在怎么可能有时间再来宁陕一趟？但是她记得住再谢亚龙临走前请大家喝了一次酒，酒喝得很多，但当杨智琼敬他的时候，他没有再推辞：“汤坪的酒一定要喝，你也不用再多说什么，再说我就要哭了！”这又是谢亚龙的一次真情流露，你可以把他看作是一次温情脉脉的“政治秀”，不过后来有媒体报道说，谢亚龙回北京的时候路过汤坪村的时候还特地停下来看了看，甚至流下了泪水。这从逻辑上绝对是扯淡，因为从安康到北京是绝对不会路过汤坪村的。
关于谢亚龙为什么到北京来，安康的人是有过猜疑的。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他原来是伍绍祖的秘书，在袁伟民出任体育总局局长以后，并不太欣赏这位伍绍祖的老部下。所以，他来安康有点属于京官“谪守”地方的意思。同时，之所以选择安康这个地方，是因为20多年前，在陕西省体工队工作的谢亚龙，曾经到过安康市的汉滨区新城办陈家沟村劳动锻炼过。
不管什么原因，从首都来到这个秦岭巴山腹地的贫苦城市，对于谢亚龙来说的确是个触动。他在安康期间，向体总写过一封《述职报告》，里面一句话让他的秘书李润林记忆犹新：“北京的干部跟这里的干部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谢亚龙在安康领的还是体育总局给发的工资，据谢本人讲，一个人打到卡上有五六千块钱。当市委书记王忠民调走以后，还有一张工资单留下来，谢亚龙打开一看吓了一惊：“他的工资一个月才1800块钱！”
更大的触动在于2003年8月29日的洪灾。感情激烈震荡之余，谢亚龙写了一篇报道《安康，30万灾民如何越冬？》，这是作为新华社内参写的。报道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此次灾害使安康损失惨重，对于灾民来说，失去亲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失去生产生活资料，已是痛苦不已，如果不能安置30万灾民越冬的生活，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只有帮助他们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灾民们才能挺起脊梁，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在写完这个报道以后，他让在北京上学的儿子进行文具义卖，同时发动了班上的几个同学进行义卖，820块钱，这件事情，被安《康日报》在2003年9月22日进行了报道：《京城少年情系灾区》。关于谢亚龙的儿子谢天亮在安康的短暂经历，除了在岚皋县上过一个月学以外，谢亚龙还带着他的儿子在汤坪村的小庙一户贫困户进行了书籍捐赠。12岁的樊孝东把那一箱书搬出来的时候，上面已经满是灰尘。这都是些关于高考方面的书，正在上五年纪的樊孝东全部都看不懂。对于那个捐书的同龄人，樊孝东写出了他的名字“摇开圆”，这和谢天亮的名字大相径庭，因为谢亚龙和谢天亮只是短短待了一会，完成了这个捐书的仪式。
这些在安康的经历，现在也经常被谢亚龙挂在嘴边，总之这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他让谢亚龙脱离了北京这个独特的官场系统以后重新回到基层中去。安康贫困、落后、闭塞，但是人却纯朴热情，这让当时在北京郁郁不得志的谢亚龙重新找到了一片天地。在2004年春天，他甚至把他的老领导伍绍祖拉到了汤坪镇，来看看自己现在工作的地方。伍绍祖在汤坪只待了短短半天，给汤坪镇提了幅字：“宁陕南大门”，走的时候，他对谢亚龙说了一句话：“好好干吧，你会有新发现的。”
现在，谢亚龙果然有了新发现，他的出任固然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安康在全国的知名度，“安康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这是谢亚龙的话，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坐到了他在足协的办公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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