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羽联是世界羽毛球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应该是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但实际上自1934年国际羽联成立以来，各种权力斗争在国际羽联内部形成内耗，使羽毛球运动的改革举步维艰。而如果在7月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出局，国际羽联可能面临一场极大的危机。
理事会时常意见分裂
25人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许多改革措施无法一致通过
在苏迪曼杯举行的时候，国际羽联新任主席姜荣中举行了两场新闻发布会，但参加的记者都大失所望，因为新任主席对羽毛球业务似乎并不熟悉，而且还不懂英语。其实，熟悉国际羽联架构的人就知道，在国际羽联整体结构中，主席并非是一个实权人物，国际羽联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理事会手中，主席在理事会中也只有一票投票权，而在上一任国际羽联主席泰国人达巴兰希以前，主席一职甚至都是由前任提名而不是竞选产生，可见其更多是一种身份而不是权力的象征。达巴兰希在任四年，与副主席古纳兰联手在改变这种状况，从理事会和CEO尼尔·卡梅伦手中逐步获取权力，而在新一届国际羽联领导层中，马来西亚人古纳兰才是掌握实权的“一哥”。
主席与理事会权力之争影响着国际羽联的诸多改革措施，由于理事会由25人组成，在涉及许多改革意见时经常有较大分歧，比如三年前的7分制就曾造成理事会的分裂，许多改革措施在理事会的讨论中基本上无法取得一致通过，而如果将权力收归主席，则可以通过主席发号施令而行，古纳兰目前就想实行21分的新赛制，所以在姜荣中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就提到了国际羽联现在最重要的是理事会的改革。
根源在于欧亚互相掣肘
虽然近几届主席由亚洲人出任，但英国人通过理事会架空主席权力
与许多单项体育组织一样，国际羽联自1934年成立以来总部就设在欧洲，而国际羽联近期作出了迁都的决定，计划在2006年将总部由英国迁至马来西亚吉隆坡。
迁都实际上也是国际羽联内部欧亚之争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羽毛球起源于英国，并最先在欧洲开展，但现在除了丹麦以外，羽毛球水平高的国家都在亚洲，在许多利益问题上欧亚国家存在着很大分歧，而迁都实际上也是亚洲国家斗争胜利的一种结果。本届苏迪曼杯的新闻官来自英国，她就表示自己不想到马来西亚工作，当记者问她到了2006年如何打算时，她直接说那时肯定有了新的工作。
自国际羽联成立之日起，国际羽联的权力基本上就集中于英国人之手，虽然近几届国际羽联主席都是由亚洲人出任，但他们通过理事会来架空主席权力，实际上通过理事会来操纵国际羽联。7分制就是英国和丹麦最先提出的，一方面是为了吸引赞助商，一方面也是为了限制亚洲国家的优势，这当然遭到了亚洲国家的反对，一年后7分制寿终正寝。而新的一届理事会中，25个理事中只有6人来自欧洲，而有11人来自亚洲，原国际羽联CEO英国人尼尔·卡梅伦落选，迁都马来西亚也是反映着在这场斗争中亚洲国家终于胜出。
不断涌现挑战权威行为
由于管理混乱，国际羽联逐渐失信于会员
退赛风波、裁判风波、名单风波……在国际羽毛球大赛中没有一次是风平浪静的，总会生出一些是非，其实这与国际羽联组织内部的角力和混乱是分不开的，赛制和规则朝令夕改，权威遭到挑战，如果在7月份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年会中，羽毛球被赶出2012年奥运会，国际羽联可能面临一场风暴，就像1978年亚、非发展中国家成立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简称世界羽联）一样，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了的欧洲国家很有可能另起炉灶。
其实许多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司线员问题，但直到印尼队在亚运会上罢赛后国际羽联才更改了规则，给予主裁判改判司线员错误判罚的权力，但在实际比赛中却很少运用，这多少与羽毛球强队不愿放弃自己利益分不开。由于管理的混乱，国际羽联逐渐失信于成员，所以不断出现挑战国际羽联权威的行为，比如泰国队这次拒签成绩表，其实国际羽联完全可以将其赶出苏迪曼杯，但最后道歉的竟是主裁判，要知道上届泰国队还曾在赛前认为抽签不公退出比赛，他们敢干挑战权威就是因为以前有达巴兰希罩着，在国际羽联中各官员对于所在国的利益看得更为重要，相比之下这项运动的整体利益则被忽视。
本报记者舒非
■情报
欧洲人自己干？
“丹麦的羽毛球球迷并不在乎什么国际羽联。亚洲的选手们这么有名，对于欧洲的羽毛球迷来说也毫无意义，他们不知道什么苏迪曼、陶菲克，他们知道的就是全英公开赛、丹麦公开赛和奥运会。但他们是热爱这项运动的。我们正考虑在欧洲搞一个更商业化、更职业化的联赛，到时候会邀请亚洲球员也来参加，提升联赛的质量。但首要的是，我们要和电视转播商以及赞助商谈好。”前天，丹麦队主教练斯蒂·佩德森对本报记者说，表示欧洲羽坛正在考虑寻找新的生存之道。
在丹麦人的眼里，规则的不合理和不固定是阻碍这项运动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羽联每时每刻都在改规则，一会儿11分，一会儿7分。为什么不固定在7分5局呢？每一局都短小精干好看，而且电视转播也好卖。现在的比赛，每局都那么长，前半段太闷了。”佩德森说。
另一个原因让电视转播商不愿意购买的就是一年赛事安排的不合理，“比较理想的是高尔夫那种赛制，每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两个比赛，球员可以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当有明星效应的球员多了，球员们到哪里都有拥趸，明星制的操作就容易得多。”佩德森的想法很理想化，完全以职业网球和职业高尔夫为摹本。但这两个项目和羽毛球不同，他们在奥运会中的分量并不重，因此他们的组织可以完全以商业为目的来操作整个项目，从规则的制定到赛制的安排，一切都可以“向钱看”。而奥运会更注重社会效益和政治意义，当经济效益和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要被牺牲。
“说实话，我不太在意奥运会。”佩德森这样说。不过，奥运金牌不仅是亚洲球员，也是盖德等人的梦想。羽毛球运动现在无法提供诞生舒马赫、桑普拉斯的土壤，奥运会自然就是球员最向往的舞台。
而要在奥运会中开花结果，无论是球员、教练还是协会，就都必须在国际羽联的领导之下。除非有人有足够的勇气、时间、金钱和运气，能够挣脱传统羽毛球的束缚，抛开奥运会、世锦赛、汤尤杯和苏迪曼杯，自己成就另一个羽毛球天地，否则就永远都走不出国际羽联的如来佛掌心。而欧洲羽毛球界不是G14，没有垄断国际羽坛的最高水平，不可能像曼联、皇马、尤文图斯那样，逼着欧足联改革。
本报记者高任飞
底线
很多记者自觉与蒙古队水平相当。
■羽球职业化样本
三年联赛无疾而终
1998年，中国羽协与中央电视台联手，在得到摩托罗拉的赞助下，创办了摩托罗拉羽毛球天王挑战赛，开始了中国羽毛球职业化之路。
1999年，全国羽毛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也登场了，并从第一年的3支男队发展到第三年的8支男队7支女队，中央电视台也对联赛进行电视转播，曾经也在国内搞得风风火火。
但在风光的背后，羽毛球职业化之路却一直潜伏着商业危机。在2001年摩托罗拉退出赞助之后，天王挑战赛首先寿终正寝，而同一年的羽毛球俱乐部联赛也在没有主赞助商的情况下坚持了一年。2002年，由于始终未能找到赞助商，羽毛球俱乐部联赛最后也不得不停办直至今日，羽毛球职业联赛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国家队利益影响联赛
既然是职业联赛，当然应该是所有国内高手都应参赛，但这却与国家队长期集训发生了冲突。国家队有着奥运会任务，每年国际羽联的赛事有20多站，每站又都涉及世界排名积分，而这又涉及奥运会和世锦赛参赛名额，国家队的频繁出国参赛必然影响联赛的进程。
2001年的最后一届联赛从2001年4月13日开始至2002年2月2日结束，从时间看历时九个月，但实际的比赛场次却比当初计划少了很多，即使最后夺冠的队整个赛季也只打了四场比赛，而且比赛时间不固定，就连参赛的俱乐部队都是临时被告知下一场比赛何时举行。
虽然联赛被定为采取主客场制，但除了第一轮有主场外，后面的比赛几乎都被安排在第三地，而且是一场定输赢，主客场制实际已名存实亡。赛制的不确定性自然导致球市冷清，媒体宣传更是少得可怜，这样的联赛自然难以得到赞助商的青睐。
地方队难觅赞助商
除了赛事需要主赞助商外，各地方参赛俱乐部也需要在市场进行商业开发，但这却成为了他们最为头疼的问题。
由于国家队与YONEX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国家队队员回到地方队参赛也受到其中合同的限制，而这给地方队寻找赞助商制造了极大的障碍，因为国家队队员都是地方俱乐部的明星球员，如果他们身上的广告受到合同限制，其他商业开发也就没有多大价值了，许多羽毛球器材厂家都因此而对羽毛球联赛望而却步。
缺乏赞助，职业化之路当然无法继续，所以在2002年后羽毛球俱乐部联赛也寿终正寝了，而且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重新启动的迹象。
（舒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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