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到2002年的飞行抽检发现15例阳性,中国体育界传出的兴奋剂事件基本上集中在专业体育范围,职业体育一度甚少发生药检丑闻。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职业体育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从数量上讲比专业体育少很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兴奋剂检测资源有限,而国家必须要首先保证代表中国体育征战国际赛场的队伍的清洁,资源上就无法保证职业体育的需要了。
近两年,随着国家反兴奋剂的投入加大,职业体育的反兴奋剂工作有所加强,足球联赛中就先后查处了刘建生、张帅、张可等人。而据中国体育总局科教司反兴奋剂办公室处长赵健介绍,中国的业余体育和职业体育都首先置于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之下,从反兴奋剂规章制度的制定到具体的检测操作都给反兴奋剂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像美国那种仅仅为了一个兴奋剂立法就纠纷扯皮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职业和专业共用资源
从经济上来说,国家在反兴奋剂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和职业联赛联手,可以增加收入和使用率,做到物尽其用。
分管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史康城算了这么一笔账:检测一个样品的费用中,收样的一套一次性瓶子,大约合人民币一百多块钱。同时,要派人员到各地区,产生交通费、住宿费、差旅费。此外,实验室检测的成本,每瓶大约合人民币1200元,如果做EPO的尿检则是1600元人民币。另外,修建实验室,不断更新升级实验室仪器设备,每一台都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
同时,从兴奋剂检测的运作层面上来讲,一旦反兴奋剂办公室介入,就算是在职业联赛里面,这部分工作都是相对独立的。收样、检测和结果报告这三个关键步骤都由具有中国反兴奋剂办公室颁发的资质证书的工作人员负责,不和联赛人员发生关系。同时,赵健介绍:“收样的人不管检测,检测人员不知道自己检测的是谁的样品,仅仅是一个个代号,负责结果报告的人员更不知道,完全没有办法作假。”
职业联赛向《条例》靠拢
中国自从加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后,一直在随着该条例修改自己的章程。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这个条例,只要我们签订了,就肯定是我们去向它靠近,修改现行法规。”反兴奋剂办公室处长赵健介绍的这番话在中国最大的职业联赛足球超级联赛中得到印征。
目前,中超用的是“中国足协兴奋剂处罚条例”,虽然该条例是2002年颁发的,但是其某些关键内容却在修改后和2003年才面世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几乎一致。比如国际上最敏感的处罚力度和禁赛周期方面,中国足协的条例中第27条明确规定,“对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将根据药物类别和服药发生次数,处以停赛2至4年、罚款5000元至10000元的处罚,如再次发生时则给予终生禁赛的严厉处罚。”该条例中首次处罚年限4年甚至是国际规定的两倍。
不过职业联赛的比赛频繁、周期长,必然要有针对自己特点的一套反兴奋方案。比如中超适用的上述条例中,对有球员使用兴奋剂的俱乐部、队医、总经理、主教练都规定了处罚办法,分别有罚款、罚分、停赛和停止执教等手段。
商业比赛不强行药检
如果说把体育当成生意来做才是真正的“职业体育”的话,那么中国体育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把大牌球队“请进来”进行商业比赛的方式,更像一种职业行为。
据赵健介绍,这种比赛,如果组织方没有要求的话,官方是不会强行要求进行兴奋剂检测的。而组织方如果希望进行兴奋剂检测,那么就要花钱,请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来操作。所以说,本着节约成本的商业原则,这种比赛结果无伤大雅的“演出赛”一般都不会进行兴奋剂检测。
这种情况其实和美国职业联赛现在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他们的职业联赛就像私人公司一样,想检就检。”赵健说。正是因为兴奋剂检测要掏自己的腰包,不检的话,自己省了钱,而且还维持了比赛的高水平的“假象”,所以难怪对药检有如此之大的抵触情绪。
探营中国
国际认可,连续16年不变
中国的反兴奋剂力度一直受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好评,在4月21日的第二届亚洲地区政府间反兴奋剂会议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总干事戴维·豪曼就表示,对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体育当局在反兴奋剂方面的工作非常满意。
豪曼透露,“中国方面同意增建一个新的实验室,配备一流的设备,承诺从明年起把对兴奋剂的检测数量提高百分之六十。而且中国扩大了检测类别,改善了检测设备,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性措施。中国是世界反兴奋剂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国家之一,是国际上的领先者。”而近日,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史康成也对兴奋剂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兴奋剂问题与假球、黑哨问题是世界体育界的两大毒瘤,是体育腐败现象的集中表现。”而据史康成介绍,兴奋剂检测技术是兴奋剂控制过程中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关键核心技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兴奋剂检测技术,1989年,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正式通过国际奥委会的认证。今年1月,该中心再次获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A级实验室检测资格认证,这也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连续16年获此殊荣。(新华社)
一家之言
哪儿也不值得以生命为代价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体育大国,一直都同时用两只脚走路。他们的业余体育在奥运会上长久占据金牌榜第一,而职业体育的能量更是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美国人还嚷嚷着要为职业联赛反兴奋剂立法,搅得体育界不得安宁?一个琼斯案,或者一个蒙哥马利,并没有动摇他们体育大国的地位,自负的美国人会因为这种事情而觉得羞耻吗?当然不会。职棒的球迷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偶像不药检而觉得受骗,普遍服药的职棒球员之间也没有出现过因为“他吃了药我没吃”而掀起的纷争。一派祥和,财源不断。这不是职业体育的精华吗?还闹腾什么呢?
问题就出在这种“和气生财”之中。美国的职业体育如同一个造钱机器,而其中的球员又是名利双收的楷模。明星的光环吸引了很多青少年,同样渴望“成功”的他们效仿职业运动员的一切,包括服药习惯。去年,一名15岁的橄榄球少年就是因为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自己私下服药过量而身亡。“他一直把进入NFL当做自己的梦想,但没有人告诉他进这个圈子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他的父亲在痛失爱子后这样说,而他只是上百个悲伤父母中的一个。美国人向来把自己的命看得很重,民间的愤怒被新闻界披露后,政客们马上行动起来,于是从众议院到参议院,冒出来无数为民请命的法案。
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常常为人诟病,但我们至少看到在职业体育中,从上到下的计划式控制让药物问题得以被扼制在最小的范围里。
虽然不能说中国体育就完全干净到了一尘不染,但至少没有药物换来的虚假繁荣。
●中国职业案例
2003年11月22日甲A第28轮北京队主场对上海队的比赛结束后,中国足协对两队球员进行了兴奋剂抽检。经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院研究所兴奋剂检测中心检测,北京国安俱乐部运动员张帅A瓶和B瓶尿样均呈麻黄碱阳性。最终中国足协考虑到张帅属于误服感冒药的缘故,判处他及其教练杨祖武以及北京队队医停赛6个月,对俱乐部罚款1万元,并追加承担10例兴奋剂检测费用。
●中国专业案例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突然有27名选手被除名,其中包括著名田径教练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主力选手,和整整7名划艇选手。后来据多方媒体报道,被除名的选手中不少是因为禁药检验结果出现“疑点”。其实,在这次宣布除名名单之前,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对中国选手进行了两千多次尿检,300余次血检。尤其是对田径、举重、游泳、自行车等重点项目在奥运会前加大了血检力度,仅马家军就接受了4次。因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袁伟民早就放话,要查出一例处罚一例,绝不姑息。这表明了中国反兴奋剂的坚定决心。对中国的做法,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表示了赞赏。中国这一做法受到了国际体坛的一致好评。其时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德·佛朗斯(DeFrantz)称,这事件是在向奥运期间服用禁药的所有运动员发出警告。 高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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