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琛非常累，非常累，他的老年斑即使在酒吧昏浊的灯光下也十分清晰。这是他唯一能够属于自已的时间。
表面上，克劳琛在新闻记者们面前很“主流”，他说“我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正向胜利走去”，但事实是，他很不忿，很不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他在两瓶啤酒下肚后，在“中土酒店”酒吧里向我们倾诉着。
金钱和女人害了年轻球员
还有三天，克劳琛深夜召开了“后卫战术大讨论”，当他结束这场战斗后，走在长廊里的他很苍老，他有点神经质地对准备在酒吧看球赛的记者说：“别给队员打电话了，他们要睡觉”，可以看出，接手中青队近半年来，这几天是他真正感到压力的时候——11时40分，他和两个助手坐在酒吧里收看欧洲体育台的世界杯预选赛转播，本来他还想在更早时候收看阿根廷与巴西队的比赛，但中方告诉他：应该先把战前必须完成的战术课做完。他服从了。
克劳琛在电视前恢复了一个球迷的狂热，他说：“我终身未娶，因为我是个足球教练，干这一行太危险，很容易离婚的，所以为了避免贝肯鲍尔的不幸，我不结婚了”，这天电视转播的是希腊VS乌克兰，挪威VS瑞典两场比赛的精华片段，老头在酒吧里挥动拳头大呼小叫，说着一些甚至和年龄不相仿的激烈语言，他喝酒，大口大口喝，但可能由于年龄原因，一会儿他就眼色迷离了，最后连披在肩膀上的蓝毛衣也滑落在地上。酒吧的人和他比较熟悉，就连吧员对他也有种尊敬之情，因为他是个知名足球教练，而不仅仅是个老人。
昨天晚上，杨一民很严肃地和他交谈了关于他扔下球队去德国参加电视节目的事情，他解释了几句，然后表示会按照中方的意思进行下一步工作。
克劳琛看完球赛后，说：“这才是伟大的进球，这才是伟大的球员”。他坐到了记者的桌边，看来刚才的球赛给了他短暂的好心情，他顺手拿起了一支“中南海”准备抽，然后又觉得“恭贺新喜”更适合自己的口味，点燃后吞云吐雾起来——“好烟”。于是，下边的对话便很容易让这个这几天郁郁寡欢的人参加了。
《足球》：我们还记得十三年前你和施拉普纳竞选中国国家队主帅时的施政纲领，你说“中国队最大的问题是两个禁区的问题”，很多年后，你认为解决了吗？你知道为什么当年的入选者施拉普纳最后也失败了？
克劳琛：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不只是两个禁区的问题。这几天都在解决，中国的球员喜欢教练对他讲得很细很具体，所以你看见我们刚刚才做了这些工作，他们也许可以做得很好，也许做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就是一个足球教练的生活。
《足球》：我能感觉到这几天你的压力，在各种中文的体育报道中克劳琛的名字频率很高，不过，大多不是好消息，人们在说你的不是——比如说训练太粗，要求不到位，你觉得这里边出了什么问题？
克劳琛（激动地伸出三根手指）：什么问题——我告诉你有三个问题。1、虽然我应该说这批中国的U20球员很好，但是中国足球的希望并不在他们身上，而在于更年轻的U19和U17这帮球员身上，准确地说在于现在14岁－18岁这批孩子身上，他们才是中国足球的未来，他们的技术战术更好，而且他们以后成长的过程中所处的环境更好，这才使他们能够成为好的球员；2、中国的年轻球员很年轻就进入职业俱乐部，他们离开了家庭和父母，所以就只能单独地成长，没有家人和老师可以帮他们，而这个时候，外边的金钱和女人就会来引诱他们，漂亮的女人、很多的钱，这就让他们失去了控制力，要知道他们并没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我知道他们工资是一般公务员的十倍甚至更高，突然有了那么多的钱，他们无所适从，所以会在职业俱乐部里下滑；3、中国的俱乐部教练应该提高自身素质，足球里有很多东西，有文化、政治、历史，所以他们应该成为球员的父亲，应该教会孩子们如何做人如何生活，而不是简单地让他们去踢球。
《足球》：这是你对中国足球的三点领悟吗？怎样在中国足球才能成功？我告诉你。
克劳琛（很认真的眼神）：你说！
《足球》：一条路是“让现实向你投降”，另一条路是“你向现实投降”。知道哪一个外国教练在中国最成功吗？（是米卢，克劳琛回答），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中国国情，而你太坚持自已的观念了，虽然也许你是对的。
克劳琛：有道理，我现在才发现他们要让我做什么，但我不能当一个幼儿园老师，这些东西他们本应在更小的时候就掌握。
《足球》：杨一民告诉我，他在和你交流时说，你是老师，作为教学主体，能力是一个方面，但从足球教学规律来讲，怎么让教学客体即学生、球员理解接受也是重要能力的部分啊。
克劳琛沉默。
中超联赛的水平很低
克劳琛本来只想坐几分钟就上楼睡觉，但这个话题显然吸引了他，他又拿起了一根烟以驱除倦意，认真地与记者交谈，“交流很重要，我还需要了解中国”。
《足球》：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这支中青队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克劳琛：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中超联赛的水平很低，球员总是喜欢把球控制在脚下，比赛节奏太慢；你们会发现，这届U20世青赛大部分球队的水平要远远高于中超联赛的球队，周海滨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那个中超联赛，他们回来得太晚，现在我们需要很多时间来让他们适应球队，但是时间太短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太多，我要说起赵旭日，现在他就面临着严重问题，很严重。
《足球》：杨一民说，今天老头表现很好，练出了真东西，你和他交流得怎样？
克劳琛：杨一民有文化，是个好管理者。我们会一起把比赛前球队的事情做好。
《足球》：中国足球历来有和外国教练难以调和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谦虚，而是很多东西接受不了，你需要慢慢习惯。
克劳琛：不，我其实很知道中国的事情——（伸出十根手指比划），中国以前是封闭的，而在十年前你们才真正地改革开放，外边的东西才进入你们的国家。过去你们是计划经济，那么多的中国人很盲从，不会自己去思考东西，而是喜欢有一个领导去指挥自己，喜欢有一个毛泽东去领导他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应该往这里走，不应该往那里走，这是你们很多年来习惯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这个国家只需要一颗灵魂才能办事情；但现在开放了，生活发生变化了，我要说的是足球——在足球场上，不需要有一个毛泽东来指挥你们，告诉你们应该打边路还是打中路，在足球场上这是错的，足球不需要有一个领导，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希望应该是二个、三个、甚至十一个灵魂人物来一起思考，我认为足球教练只应该给出一个大原则就行了，余下的是大家一起来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才是想像力，才是我们喜欢的足球。
领导们来这里干什么？
克劳琛的助手们已上楼睡觉了，但他仍没有离去的意思，这个焦躁的夜晚他太需要有人来倾听自已的想法，他对于崔大林、谢亚龙前来荷兰督军很不满，他认为这不可思议，他在吧桌上摆放着如手机、烟盅、打火机之类的东西给记者做战术解析。
《足球》：中方人士对你有看法，因为你在客观上并没有让队员理解你的意思。
克劳琛：我有四个助理教练，他们是我的助手。但他们应该成为博才，要全面了解队员的背景、气质和文化的东西，这样才能正确反映球员的情况以及传递我的信息，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说过，中国足球要上升首先青少年教练就要掌握更多东西，其实我已给出了足球的原则，为什么他们不理解呢？在欧洲关于战术训练和中国足球两码事，中国需要告诉队员应该怎么跑位、怎么传球。但是欧洲足球更重视球员的creativity（创造力），足球场上的战术变化太多了，我不可能让球员按照一种方式去踢球，我这样安排了，可能场上却是另一种情况。
《足球》：从几场国内转播的比赛来看你很疲惫，你觉得很累吗？
克劳琛：不！不！我身体很好，我很有劲。
《足球》：我们不是说你的身体状况，而是说你的精神状况，你觉得在这里工作累吗？
克劳琛：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来那么多领导，今天来，明天还要来，中国足球需要天天开会，但在欧洲却不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中国青年队现在是这么高的水平（用手比了一个高度），那么明天领导来讲话后就会变得只有这么高（又用手比了一个明显低了很多的高度），他们不是来帮中国队的，而是来拖累中国队的。我得说，我不喜欢他们来，明天又要开会了，天哪！
《足球》：这是你最大的苦恼？
克劳琛：对！
克劳琛拖了相当时间才上楼睡觉，直到朋友来催促他。这位老人的水平到底如何现在很难定论。不过他确实老了——他眯缝着疲乏的眼睛上楼后，我们才发现他把很重要的中青队的备战资料忘在吧桌上了，而且很久都没察觉，无奈，我们只能把这份表明谁将成为最有希望的首战十一人的资料交到总台，并嘱咐“不要让土耳其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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