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曝光的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使用违禁药物并作弊的事件好比晴天里的一个霹雳。有关专家指出，这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兴奋剂丑闻不过是冰山一角，触动我们的已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思考。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中，反兴奋剂一方似乎总处于被动、孤立的尴尬位置。调查中，新华社记者感受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与茫然：与兴奋剂的较量究竟有没有尽头？
“不要炒作这件事”
当国家体育总局24日上午正式公布对湖北女子举重队的处罚决定之后，众多媒体记者纷纷赶往位于武汉市郊的湖北省重竞技管理中心训练基地，但都遭遇了“闭门羹”，即便接触到有关负责人，也是一问三不知。
一位知情人透露，湖北体育局早已明令禁止重竞技管理中心任何相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而就在当天下午，湖北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有关负责人也向媒体发起了“危机公关”，希望“不要炒这件事”。
“很少是被查出的”
连续几天，记者到处寻找“突破口”，不是手机关了，就是推说“不知道”或“不能说”。数次叩访被终身取消教练员资格的奚汉祥、刘少军的家门，都无人应答。只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随口丢了一句：“国内兴奋剂事件大多是举报的，很少是被查出来的！”
在记者再三“请教”下，他说：“这一次，湖北女子举重队就栽在内部举报上。像九运会前处理的两起兴奋剂事件，也是接受举报后经调查确认的。其实，有些运动队十几年来都在使用违禁药物，却至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一席话，不禁让记者想起几年前在一次大型运动会上的经历：在运动员下榻宾馆的过道垃圾桶里常常可以见到违禁药品的包装，还有注射的针管。如此明目张胆，竟然无人过问！
据调查，这次运动员集体使用的药物都是八运会时留下的。由此给人们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女子举重队在八运会就曾用过这种违禁药物，为何到现在才被发现？为什么八运会留下的药物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及时处理？
“运动员是最无辜的”
“运动员是最无辜的！吃药的是她们，伤害身体的是她们，最后受处罚的还是她们！”在采访中，许多业内人士都再三强调这一点，并希望记者不要暴露她们的身份。据湖北省重竞技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被处罚的12名运动员中有5名运动员已经办理或正在办理离队手续，其余人员仍然在参加正常训练。
卷入这起事件的奚汉祥、刘少军两位教练曾先后培养出了蔡军、彭丽萍、关虹等世界冠军。已被终身停止教练工作的刘少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虽然不愿透露太多的细节，但也表示：“运动员是无辜的，她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小孩。我觉得对不起她们，对不起关心举重事业的所有的人。”
“教练员难逃其责”
“运动员一般不会自己要求使用违禁药品，很多运动员往往在不知情或带有一点被胁迫成分的情况下使用违禁药物，”多年从事运动心理学研究并在多个体育代表队工作过的武汉体育学院副研究员贝恩渤说，“集体作弊说明教练员心里有谱，当事人难逃其责，但问责不应只问到教练员，还应该向更多的人问责。有些教练员是在或明或暗的唆使下才这样做的，出了成绩‘皆大欢喜’，而出了问题则只让少部分人承担责任。”
事实上，湖北省早在1998年就发生过一起同样是因举报而被曝光的兴奋剂事件。武汉市赛艇运动员林萍、朱红艳一纸诉状递到武昌区人民法院，状告武汉市体委、市水上运动学校和她们的教练、队医，称被告在1995年全国第三届城市运动会赛艇比赛中暗地里给她们注射了兴奋剂，导致两人被终身禁赛。此后这一“全国首例兴奋剂诉讼案事件”在有关部门的威逼利诱下不了了之，两名运动员不得不黯然离开赛场……
贝恩渤还说：“在教练那里，夺取金牌就意味着奖金、房子和提拔；而在领导那里，运动员的成绩就意味着政绩。金牌背后，不尽名利滚滚来，功利主义驱使许多人走旁门左道。”
贝恩渤说，从使用兴奋剂与反兴奋剂斗争的历史看，研究、使用兴奋剂的一方总是处于先行一步的主动位置，反对、禁止的一方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用药水平提高使反兴奋剂难度越来越大。实践已证明，研究出能准确检测任何违禁药物的仪器和方法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只有从法律、道德和医学等领域彻底解决兴奋剂带来的公平与健康问题，才是反兴奋剂摆脱当前困境的必由之路。
黎昌政戴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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