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继新：北京奥运需要“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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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是为“人”，还是为“物”？很值得讨论。

　　体育若偏重于研究提高人的体能、技能、成绩和奖金等物化层面的工具理性，而忽视其给人类心灵带来益处的价值理性，那它就只能制造泰森这样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运动机器”。在体育运动中，“物”是“人”的发展不可缺少的载体，而不是目的，若载体一旦成了目的，体育就将退回到“弱肉强食”的无序世界。当今，国内赛场黑哨、假球、兴奋剂屡禁不止，尤其是曾经火爆的足球联赛，甚至到了“裸奔”的尴尬地步……都与我们缺少“公共体育精神”有关。

　　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最高的体育形式，其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相互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这就是一种“公共体育精神”。它是人类共同制定、遵守、寻找的体育精神家园，是人类体育激情的碰撞和情感的共鸣。它所追求的并不是那种单纯“夺标”的物化的、具有工具理性的竞技，而是工具理性（夺取锦标的“体育活动”）与价值理性（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相统一的即“夺标育人”的“类”文明的运动。刘翔的事迹被纳入上海小学课本，美国体育名片《百万宝贝》获奥斯卡奖，其主要原因不是其工具理性，而是其价值理性。追求竞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金牌是将体育的手段与目的统一，它既是追求体育“类”文明———“公共体育精神”的表现，又是抵制中国体育异化的重要措施。

　　本世纪初，非典出现后，国际上有人谴责中国人缺少“公共意识”。同样，我们若把上述问题带到北京奥运会，也会有人说我们缺少体育的“类”文明。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曾说过，北京奥运要有“人”的概念，不能见物不见人；王岐山市长最担心的是北京奥运会“奏别国的国歌时中国观众不起立”、“没有赢得金牌的选手不能赢得同胞的掌声”。

　　当今，中国体育改革不应先从器物和制度层面改革，首先要从观念上剔除狭隘的体育的“种”意识，树立公共体育精神，建立体育的“类”文明。其次，中国竞技改革要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即“夺标育人”的竞技体育目标。当今，我们研究竞技项目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等造“物”的工具理性，并没有错，但我们确实忽视了研究与竞技价值理性有关的公共体育精神等问题。以至我们在培养运动员的过程中，重视了物化的训练，忽略了人性的修炼，因而导致赛场“异化”现象屡禁不止。再次，要进行体制改革。2008年奥运会后，对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即推进国家竞技体育的院校化和社会化。这些改革，是我们弘扬公共体育精神，维护体育“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吉林体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