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在北京国贸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询问李奥贝纳公司北京分公司董事经理曾品良：“如果有可能，你还会介入中国足球吗？”该公司现主要代理一家运动服饰品牌，离开足球已有差不多六年的时间。
曾品良毫不犹豫地回答：“会！当然会！现在的中国足球确实处于低谷，但足球毕竟是世界第一运动，实际上关心它的球迷大有人在，这仍是一片巨大的市场。”但随即他又说：“不过，我们还得寻找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进入足球。”
两次回答让记者喜忧参半。喜，曾品良的话代表着赞助商的心声，中国足球还有希望；忧，好端端的一个市场，被部分人为因素搞得一团污糟，它何时能再振奋仍是未知数。
足球、篮球职业联赛由盛转衰
作为一家体育推广公司，IMG有着其自身的经营模式和利益目标。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初期的一拍即合后，双方进入了一个蜜月期。王应权和童建强分别透露：“和中国足球合作的头五年，IMG每年净赚几百万美元。要不然，也不会出现签定后五年的合同时，后五年的第一年保证金就达到了1200万美元，足足翻了十倍。和中国篮球合作的6年里，我们也是每年都赚钱的。”
经过共赢阶段后，IMG和中国足球、篮球联赛先后分手。其中，除了各自利益目标的分歧，中国体育市场竞争更激烈和残酷等因素外，还有一些我们不能不提的自身原因。
中国足球衰败之迹象，是从1998年开始的。中国队兵败十强赛，熙熙攘攘的世界杯赛，中国人只能站在圈外看热闹，同时默默地进入以冲击世界杯赛为核心的又一个4年周期。谁知，就在这样一个原本应该相对“无事”的年份，反“假球”、揭“黑哨”之声响彻神州绿茵，足球秩序的混乱从场内蔓延到场外，到了非认真治理不可的地步。但这还不是关系联赛存亡的“生死手”，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中国足协领导对于联赛规则的随意变更。
在阎世铎担任足协掌门人期间，中国足协几次随意地改变联赛规则，譬如限制外籍门将、限制外援人数、颁布禁洋令等等，特别是动了联赛的命根子———取消升降级，直接断送了甲A联赛的命。童建强说：“就连我们IMG作为推广方，也是在赞助商打电话叫我们去看报纸新闻，才知道足协取消升降级这么件事，搞得我们非常被动，我们和中国足球的信誉都受到严重打击。”当时的冠名赞助商因此而选择退出，对甲A联赛犹如釜底抽薪。
2003年，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栏目曾就球迷对中国足球联赛的关注度在网络上进行调查，结果，参与调查的50%以上网民对末代甲A后几场比赛还没踢的情况下就投了不信任票，最高比例竟达89%。在艾弗里的种种遗憾之中，甲A已走到了末路。
2001年，IMG和CBA的第二个三年合同也到期了。之后，他们并没有续约，因为当时已度过孩提时代的CBA决定不要IMG的搀扶，自己学走路，且当时CBA的影响和市场价值都在与日俱增，有三家推广商抢着要接盘。但偏偏第一步，便摔了个大跟头———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和谈判，CBA通过招标最后选中了报价较高的广东羊城报业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羊城报业体育），并于8月中旬和该公司签订了为期3个赛季的CBA联赛推广协议。然而，两个多月之后，对方突然宣布退出！这时，保证新赛季CBA联赛正常进行的资金尚无着落。更让人吃惊的是，CBA竟然没有和对方签订正式的合同，以致于无法要求对方进行任何赔偿。此时距联赛开幕只有40多天，虽然中国篮协用前几个赛季的积蓄可以保证联赛按时开赛，但是一个开价3500万元的赛季却不得不接受颗粒无收的局面，却是一种无奈的尴尬。
“其实，当时和IMG分手，也是因为他们无法再以烟草广告作为赞助费主要来源后，找不到更大的赞助商，提出降低保证金。而当时的
CBA却不愿意，只想着钱越多越好，以至于双方没有再好好的商讨和策划。如果当时那么做了，情况或许会比现在好。”刘玉民很坦白地说。她还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现负责推广CBA的北京盈方公司总经理王应权，当时仍为IMG员工的他就提出现在CBA所接受的共同经营合作模式，但被当时的篮管中心领导否定，拒绝的理由就是钱太少了。
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
“如果说IMG是一群大象，那么艾弗里则是头象，帮助中国体育撞开了职业化的大门。可大象毕竟是行动缓慢的，在它撞开大门之后，一群行动更迅捷的洋老鼠从它脚下窜进了中国市场，然后又有了一群土老鼠也冒了出来。”童建强说。而现实表明，国内的不少体育推广公司还很不成熟。
比如，在国外推广公司退出之后，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推广公司福特宝和中篮公司。但事实上，好比IMG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所以诸多细节其实已经刻在它的脑子里了；而福特宝和中篮公司，则是由各自协会一手建立起来的，好比是毫无经验的一个富家子弟一下子开始管理和推广工作，之前从未经历过市场的考验，不足之处自然多多，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联赛的推广和职业化进程。
比如，童建强说，他曾听福特宝的一负责人说：“IMG那套不就是找赞助吗？国外的企业我找不来，我可以找国内的呀。”所以，球迷们往往就会看到赛场的广告牌上，治脚气的产品和难得一见的大品牌形象广告并肩而立。
再比如，童建强还告诉记者，当侵犯赞助商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他们在努力维护赞助商的利益时，他亲耳听到某位官员说：“这些赞助商就是傻子，而傻子是死不完的。”这句话让老童无比心寒，他知道类似思维的确存在为数不少的职能部门官员的脑袋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体育市场的不规范。
“的确，推广的模式并不是我们自创的，但我们正努力把世界上最好的引进中国。与此同时，更需要的是用心去做很多细节性的小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送票。”王应权此话让记者有些不得其解。他解释道：“说白了，就是要按时把票送到赞助商手里，让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票来应酬他们的客户，做一些推广品牌的互动游戏等，让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和平台去获得应得的利益。还有，像统计观众群的年龄、学历等，为赞助商提供他们确定市场重点的数据，等等。但坦白地说，国内的不少推广公司根本想不到这些，觉得你给我钱，我帮你把广告牌树起来，就可以了。”
在中国体育职业化的进程中，体制问题始终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采访中记者经常会和采访对象谈到谈不下去，就是卡在了这里。不少人认为，体制问题是导致中国体育职业化脚步缓慢的根本原因。但刘玉民却不这么看，她说：“体制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观念有没有转变的问题。”我们很多职能部门的领导，其实都没有经历过市场的考验，而当改革和职能部门的一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体制就成了所有问题的挡箭牌。
作者：□晨报记者陈敏袁崴
转自搜狐
搜狗(www.sogou.com)搜索:“IMG”,共找到640,942
个相关网页.
收藏本文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