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贵
白金贵在七运会期间采访我国体育界元老荣高棠
在九运会新闻中心留影
1979年——— 2005年，天津日报报业集团记者白金贵采访全运会的时间跨度为 26年。
从第四届至第十届全运会，白金贵连续采访全运会达到七次。
在第九届全运会上，白金贵被同行笑称为采访全运会的“老古董”。
壹
历经46载全运接轨奥运
全运会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自 1959年举办首届，历经 46载，今年跨入第十届。
在我的印象中，1959年适逢新中国建国十年大庆，为检阅建国以来的体育成就，体育队伍以比学赶帮革命竞赛为宗旨，这届盛会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为迎接十年国庆盛典，首都兴建了激励人心，催人奋进的“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站、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等等。第一届全运会即是在刚刚落成的六万人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
第二届全运会相隔6年，于1965年举行。全运会是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民族体育的盛会，作为国家政治中心，较之其他省市具有相对完善体育竞赛设施的北京，再一次成为举办的赛地。而由于“文革”的历史原因，第三届全运会延至1975年才举行，距前一届已过10年，地点仍在北京。至此，全运会复苏，再没有长时间停办过。
人们习惯地认为全运会为 4年一届，显然是与国际接轨，同亚运会、奥运会每4年举行相关联。于是，第四届全运会1979年在北京（天津有分赛区）再次展开。而且从第五届开始，一改由北京独家承办的惯例，形成各地申办的格局，4年后，1983年第五届在上海举行，第六届 1987年在广东举行。
至第七届，四川申办成功。然而，此时的四川全省体育场馆等硬件、软件严重不足，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后来对这届全运会作了调整，由北京和四川共同承担比赛项目。北京刚刚承办1990年亚运会不久，使这届全运会的设施更为优越，北京安排了26项，四川为 15项，又给秦皇岛安排了水上 2个项目。
第七届本应于 1991年举行，最终到1993年才举办。其间又有一个缘由。以往确定全运会4年一届，都是在奥运会的前一年举行，即体育健儿全运会练兵、检阅后再登奥运赛场一搏。然而，每逢全运会，各省市代表团无不在争夺金牌和奖牌中竭尽全力，残酷竞争，其结果反而影响转年奥运会的成绩。在“奥运金牌”战略的指导思想下，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把全运会的举办时间改为奥运会后的一年。由于巴塞罗那奥运会在1992年，第七届全运会即延迟到1993年举行，距离上一届 6年。
在七运会赛地调整变动之后，国务院又作出今后全运会不再申办，由具备各种举办条件的京、沪、粤轮流承办的决定。依照中央的指示要求，4年后的八运会于1997年移到了上海；随后2001年广东接手九运会。而九运会后又恢复了以往的申办，在江苏获得了今年十运会的举办权后，第十一届全运会的举办权被山东夺走。
全运会历程从第一届至本届，经过多年的充分摸索，已然形成了制度化，并与奥运会接轨，一届一届地延续着它的历程。
贰
装备更新换代记者队伍壮大
自第四届全运会至今，转瞬间26年流逝，我又将踏上十运征程。记得上届在广东采访，近两千名记者平面媒体占有半数，每天跑来跑去见到的同行，80%是生面孔。20年间，新闻媒体的急速扩张，记者队伍的结构变化，令我十分感慨。不过，我还会在全运会第一线结识新的同行朋友。
吐故纳新应是永恒不变的定律，不仅仅发生在年龄上，先进的、科学的、理念的、超前的，都会在飞速的社会变革中被吸纳。想起四运会时的情景，比赛项目多数在京展开，天津承担了乒乓球和部分足球项目，京津两地来往又方便，在采访中还没有不太便利的体验。
到了第五届的上海，400余名记者只需占用两家饭店便足够了。分配给天津的记者名额仅仅3个，日报、电台、电视台各一位。我和电视台的两位弟兄（另一位没有采访证），三人挤在不足12平方米的房间里，采访归来，他们占用小得不能再小的桌子整理带子，我则以床代桌，放倒了椅子坐上趴着写稿。这还无关紧要，我最怕的是发稿时间的到来。今天重提旧话，可能会令人发笑。那时发稿是用电话口述，对方用笔速记。到了晚上，上百位记者几乎在同一时段传稿，每个房间都有一部分机，总机如何应付得了？经常是几十分钟通不了话，再急也无可奈何。走在楼道里，那一个个房间里传出的都是大声喊叫的“本报上海x月x日电……”“在这场争夺中，本省运动健儿……”乱得一团糟，像是走进了什么交易所，然而，大家对此已习以为常，那时发稿只能用这种唯一的方法。相比之下，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开始牛气起来，独此一家配有文传机发稿，让我们认识了还有如此快捷、便利的通讯工具，羡慕得不得了！
后来，天津日报体育记者有了第一台传真机，傻大笨粗，连同装机的皮箱重有40斤。第六届全运会，我们用行李车把它拉到了广州，又在当地购得五羊牌自行车，东奔西跑了20多个日日夜夜。仅仅这两个采访工具竟然在许多兄弟媒体中引起反响，《南方日报》还就此发了赞许的新闻。再看广东各媒体记者，个个手持砖头“大哥大”，通话联系，抢新闻发稿，神气十足。这是广东电讯部门利用全运会首次推出租用“大哥大”的业务，在通讯手段上再次让外地记者大开眼界。
1993年的第七届全运会，文字记者依然是手写传真发稿。然而短短4年后的第八届，半数以上记者有了笔记本电脑，没能配备的也可到新闻中心抢占机位打稿。那里的电讯设施，如综合业务数字网，将电话、传真、数据、图像综合在数字网里，发稿、查询、调成绩、找资料等等唾手可得；而使用手机更不在话下，让外国记者赞许不已。应该说采访条件的先进，为记者连了一条“生命线”，使他们如鱼得水一般投入新闻大战。八运会是个新时代的起点。
采访全运会相比单项赛事要困难得多。作为综合性运动会，全运会设项多，仅说大项，第一届 29个，第三届到第五届升为31个，以后猛增到40多个，至第九届高达45个，始终高居不下。以往记者采访，名额限制很严，报刊每家最多不过一文字一摄影，直至北京的第七届才有所增加。
叁
不辞奔波辛苦感受赛场悲欢
仅仅一位文字记者采访，每每不可避免地跑来跑去赶场，唯恐丢漏新闻。还好的是，地方记者各为其主，眼睛盯住本省市运动员的赛程，哪里有关键场次，尤其可能产生金牌、奖牌的对决，是千方百计要亲临赛场的。因此，记者要每日细细地算计着。第五届全运会，天津的优势项目虽不算多，但很强势，一是游泳，二是网球，三是足球。那天上午跑去看网球团体半决赛，刘树华、倪长宏遭遇东道主尤伟、李书晨和李时勤。最终天津两将2：1力克对手闯入决赛。其间，我和张大陆、唐家瑛坐在看台上，在上海观众震耳的呐喊声中，比赛争夺得异常激烈，天津这边几乎无人喝彩。此刻的我实在忍不住了，每见刘树华打了好球，便情不自禁站起身来大声叫好，几次过后惹怒了旁边的裁判。为此，我和裁判吵了起来，他们喊叫为什么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带着满心的怨气，中午饭也没顾得上吃，下午赶到足球场看天津与辽宁八进四的争夺。这场比赛津队把对手打得没了脾气，最终以2：1得胜，全队欣喜若狂。接着，晚间再赶往游泳馆，目睹了我们的小将严红一举捧得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一天采访归来，三条消息和两篇纪实、速写，在极度兴奋中一气呵成。把稿传回报社已近零时，毫无疲倦之感。转天，《天津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严红夺金的消息，给体育新闻这个重要位置在日报以往不曾有过；而体育记者的稿件发表在头版头条更是我不曾想到的，为此我更加亢奋。
在采访七届全运会的经历中，这一天是我最难忘、最幸运又最快乐的日子。此前此后的一次次奔波，给予我的往往是有喜有悲有乐有哀，有憾又有无奈。我几乎完全跟随着赛场上的时间、节奏，跟随着运动健儿的每个动作、每个结果一起完成了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已然没了自我。
然而，当心态平静下来以后，他们给我的还是激励、奋争，更高、更快、更强……
新报记者白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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